中新网9月4日电 《澳洲日报》4日刊发署名文章说，从悉尼North Epping一家五口几乎灭门的血案、悉尼附近Pheasants Nest的杀妻分尸案、布里斯本的潘家根杀妻案，到Lidcombe的华女陈薇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才两、三个月的时间，澳洲传媒所报道出来的华人凶杀案一件接一件，件件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案子都是已爆发出来的，我们不能忽视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一下子就在人间蒸发而未报案的凶杀情节。

　　文章摘录如下：

　　大部份华人在澳洲都是无亲无故，靠的都是“巧合”认识的朋友、同学、同事，哪天某人把老婆干掉了，然后说，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从此凶手、被杀者同时人间蒸发，有谁会知道。加以双方家长、亲戚都在一万八千里外，所能知道的只是：“好久没打电话回来了。”

　　华人本来就命苦，在海外，死了就死了，不冤不白，如何死，谁知道。笔者在多年前一偶然机会去参吊Bendigo一个十九世纪华人来此淘金而葬身异地的墓园，墓碑上大部份是阿东山、阿敏、勇哥、陈弟……之墓，连个真正的姓名都没有，靠着也许就是“巧合” 、“有缘” 认识的朋友帮忙下，埋了身了事，至于是否有棺材，更是不可考。

　　回头来讲近日内发生的这些命案，它有一些特殊的共同性。西方人的凶杀案以临时起意的居多，酗酒时酒醉失手，或打劫不成，恼羞成怒来硬的。意大利人与越南人的凶杀案例以帮派寻仇居多，但华人凶杀案则大部分是有计谋(甚至长时计划)的谋杀行为，既然是有计谋，考虑自然也较周详，因此，警方要破案的机率就更低了。

　　3日，澳洲媒体的报导中说，有一个杀妻的嫌疑犯说：“澳洲的警察很笨的，在这里杀一、二个人是很容易的。” 其实不是澳洲的警察笨，而是澳洲的人权保障非常严格，没有人证、物证是不能起诉嫌犯的，甚至不当取证得来的证据都不能呈堂的。

　　笔者在澳洲采访新闻多年，每次到法庭上，对起诉检察官和嫌犯律师之间的证据攻防都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很多聪明的中国人都因此自信能逃过追踪，或企图想与警方斗法，坦白说，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想想假如以上这几个大案子无法侦破，并将凶手绳之以法，那其副作用有多大，有更多的恶人会起效仿之心，那华人的生命就再也难有保障了。

　　同时我们也更该深思，从以上的这些犯罪案件来看，很多案子都显示凶手对被害人的积恨很深，而这些恨若无法从法律上找到适当的解决方式，这是新移民面临的另一严肃问题。华人不喜欢“见官府”，更不喜欢找律师，我们常看到中国人吵架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给我小心点，大家走着瞧！”可是西方人喜欢说：“ I will ask my lawyer talk to you.”(我会要我的律师找您的)。所以中国律师难做，愿当医师者多，当律师者少。在此，我们要鼓励华人有事时多找律师谈谈，尤其是在事前，而不是事后。它从某方面来说，它能化解人与之间的问题和积怨。

　　最后想提议的是，中国人社团多，慈善机构也不少，但就是缺少社会工作者机构，以前有中国留学生福利会，帮大家解决一些纠纷或困难，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或则我们应设立一个管道，让受委曲者有地方倾诉、倾诉，这对我们这一些如处在浮萍一般的新移民是有其需要的。让大家彼此有更多的关怀，也让我们齐心协力相互帮忙，也等于大家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功德。(黄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