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8日电 大巴徐徐停下，就要上车了。6位中国船员的家属们咬紧嘴唇、噙着泪珠，提起一个个分量不重、在他们心中却有千钧之重的纸袋陆续上车。这个纸袋里面，有他们在日本逝去亲人的遗像，有他们永远无法舍弃的丝丝情感。今天，家属们要把他们接回家，接他们回家过一个人影相伴的春节。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这是记者2月4日清晨6点在日本长崎市一家宾馆门前目睹的一幅令人心碎的情景。

　　一个本不该有的黑色日子

　　1月12日，一个本来不应该有的黑色的日子。

　　日本，长崎。上午8点钟，电话铃声响了。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突然接获日本第七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的电话，报称日本山田水产株式会社所属的“第二山田丸”拖网渔船(排水量113吨)于清晨4点左右在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的福江岛以西大约85公里的海域航行时突然原因不明地下沉了，船上有6名中国船员和4名日本船员。总领事滕安军要求日方将掌握的情况迅速写明，用传真送过来。8点半钟，日本第七管区海上保安总部送来有关情况说明的传真。上午9点钟，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确认情况后，向中国外交部做了汇报，随即与日方保持电话联系，协调展开搜救工作。

　　中国，舟山。中国船员卢海明的内甥胡飞军2月3日在长崎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了当天的情景。

　　卢海明今年45岁，是失事的6名中国船员中年龄最大的人，他已经在日本渔船上干了18个年头。他同时也是这批中国船员的班长，负责炊事工作。

　　胡飞军回忆起1月12日晚上7点半钟左右，一个亲戚打来电话，急匆匆地说在电脑里面看见“日本新华侨报网”的报道，船员们出事了，里面有卢海明的名字。

　　在舟山从事水产渔业生意的胡飞军根本不相信。一向关心天气预报的他没有听说这一天有什么风浪，他心目中也一直认为日本渔船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况且，姨夫卢海明这次是1月3日才离开舟山的，12月30日的时候，他还特地到小姨家看望姨夫，高高兴兴地聊了一个晚上呢。

　　胡飞军用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小姨家。面对噩耗，小姨也是睁大着眼睛不敢相信，连连说着：“不可能！不可能！我昨天才和他通的电话。”

　　晚上，东海渔政局所属的渔业劳务部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在谈到早上出事，为什么晚上才告诉家属的时候，东海渔业劳务部满怀善意和歉意地说：“原来，在‘第二山田丸’上工作的一共有7名中国船员。后来，我们得知有一名中国船员转到‘第一山田丸’上工作。为了对此进行确认，我们一直在等日方的消息。这种事情，不经过最终权威的确认，我们是不能通知家属的。”

　　当即，胡飞军的小姨泪水奔涌，失声痛哭。

　　这一晚，失事中国船员鲍志光(41岁)、邵明儿(40岁)、黄志龙(39岁)、黄慧(37岁)、王光安(37岁)的家中也都沉浸在悲痛而又抱有最后一丝的希望之中。

　　搜救中探求沉船的蹊跷原因

　　应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的要求，日本长崎县和长崎市分别成立了对策本部，出动4架飞机和巡视船在海上搜救。日本山田水产株式会社总共有十艘船只，剩下的九艘全部出动，开展营救工作。

　　据日本第七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介绍，1月11日下午2点，“第二山田丸”与“第一山田丸”等两艘船只驶出长崎港，一起驶往韩国济州岛以东的渔场。12日清晨3点50分左右，“第一山田丸”接到距离仅仅有400米的“第二山田丸”的无线电讯息，称“有大浪灌入船舱，船身下沉”。按照经验，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渔船沉入海底也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的。但是，两三分钟后，“第二山田丸”就没有任何讯息了。到5点钟左右，海上保安部在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救生艇，但艇上空无一人。这意味着“第二山田丸”的船员们在遇事甩出救生艇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更衣上艇，悲剧就发生了。

　　当天中午，该报记者给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打电话询问营救的结果。李斌领事忧心忡忡地说，出事海域风高浪急，风速达到每秒13米，浪高达到2.5米到3米，搜救工作正在艰难地进行。当天晚上7点半钟，记者再次电话采访李斌领事，询问对日本媒体有关遇难者可能生还无望报道的看法。李斌领事强调，“12日整个夜晚，日方都会持续开展营救搜寻工作。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百般的努力。”同时，他还表示，“我们一直在收看NHK电视台的天气预报，13日的海浪也会很高，有5米左右，这些都会给搜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搜救工作连续进行了一个星期。1月18日中午，日本NHK电视台播出新闻，长崎县调查船1月17日在海上通过遥控摄像机，在水深150米的海底对1月14日发现的一艘沉船进行了大约4分钟的录像，依据船身上“田”、“丸”二字以及船尾作业设备断定，这就是“第二山田丸”！

　　“第二山田丸”失事以后，许多日本专家学者对失事原因进行了分析。有的认为是遭到突然的风暴，有的认为是渔船的航向出了问题。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日本学者告诉记者：这次事故的发生非常突然，沉船速度之快不是一般自然风浪漩涡可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