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消除汉语危机是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6%受访者认为国人汉语应用水平下降，69.1%的人希望推广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50.6%的人认为要让汉语水平成为人才招聘的参考依据。这一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汉语危机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从历史上看，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他四种文字，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被广泛运用。

　　所谓“汉字文化圈”，即以汉字为中心进行文化交流的话语体系，并在广泛的文化传播中影响他国。可以说，从中国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诸国，用文字联结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

　　而如今，“汉字文化圈”正在被“美国文化圈”所取代。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加之舆论的渲染传播和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得英语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中的高杆，左右着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视线，大学四年将近有三分之一时间花费在英语的应试学习上。而硕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专业学习的时间。

　　这种“英语压倒汉语”的状况仍在被人炒作固化，一大批术有专精的优秀人才被英语考试的门槛堵在门外。正如有人所说：“英语已然成为第一阶级语言，汉语似乎已沦落为第二阶级语言了。学前班学英语、升学考英语，求职、考研、评职称要英语，公交车服务员讲英语，一些名牌大学倡导中文课上用英语，当公务员入门时要考，企业招聘要考，评定工程师、政工师、高工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还得考英语”。可以说，中国的多种晋级考试中，都将英语而不是汉语的语言水平作为筛选的重要尺度来衡量人才，英文考试似乎成为当代中国考场中的“新八股”，担当着“新科举”的重任。

　　我不反对学英语，多学一门语言对进入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这里有个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尺度问题。对英语的过分强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说到底，英语至多能作为一国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标准，母语和专业才是真正第一位的。

　　汉语危机不仅仅体现在高教制度层面，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层面：电脑时代提笔忘字，汉字书写能力下降；网络和微博语言的随意性和个体性使得汉语出现不规范化和粗鄙化现象；而且由于文言文在公共空间被边缘化，传统文化传承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很多学生行文逻辑性差，错别字多，语句不通顺，写通知写请假条都不知如何下手，更别提写毛笔字和欣赏书法了。

　　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曾不断高涨。钱玄同曾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本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他因而主张“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孰料在王选教授发明汉字电脑化以后，事实恰与此论相反。

　　汉语思想是汉语精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汉语思想是用母语思考祖国的现实与未来。可喜的是，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壮观。

　　在我看来，汉语危机本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导致的东方文化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更是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只有重建“汉字文化圈”，才能使国人对汉语有文化自觉和汉语自信，才能使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等对话之途。 (王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