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情缘

　　美国人Guy S.Alitto在六十年代刚考上研究生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猛子扎进了文言文的汪洋大海，却差点没给淹死。

　　吭哧吭哧地啃了两年的《论语》和《孟子》，这个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满口“之乎者也”，但是在中餐馆还是不会用中文点菜，甚至连“你好”都不会说。

　　“我们本来应该学现代汉语，再学文言文的。但是当时没人知道啊，”Alitto说。他现在已经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我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文课很冷门。没有什么人学，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该怎么教。”

　　六十年代的美国，除了几所常青藤大学，很少有高校提供中文和跟中国相关的课程。即便在有汉学课程的大学，人们对于中国也很陌生。Alitto说有的教授能够轻松阅读甲骨文，但是没法说一句完整的普通话。

　　Alitto的研究生导师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艾恺。“艾”来源于他姓氏的音译，“恺”意味着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当时要成为一个汉学家的确需要一种乐观的精神，”他说。

　　但是现在，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中文课。Alitto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中国文明概论”。他的学生从几年前的7,80人涨到了今年的127人。

　　“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他说。“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数量跟中国GDP发展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

　　“为什么台湾的SHE唱‘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他说。“因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所以在学术界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资料，四十年代的英国大学中，只有26人在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到了90年代，英国有160多个中国方面的专家为各行各业服务，其中60%都在研究当代中国。

　　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年，服务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十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超出了汉学家的圈子。商人，教师和出版商们都开始关注中国，”《毛泽东传》的作者Ross Terrill说道。他早年师从基辛格，现在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对于中国的了解已经不仅限于汉学家。这样很好，因为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中国。”

　　Terrill说在哈佛的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孔子学院也为推广中国文化进行了很多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即使当美国人去南美，去非洲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见到中国人和中国的项目，”他说。“中国不再是一个只能靠汉学家介绍的地方，你可以亲眼看到它的影响。”

　　Terrill说中国研究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如果你想做一个研究蒋介石的博士论文，也许我们会需要，因为关于他的著述还不完善，”他说。“而且现在有很多新的领域，30年前几乎不存在。比如说，对中国法律的研究。现在人们相互打官司，但是我当学生的时候很少听说。”

　　但是，Terrill认为汉学家应该保持客观，不应该跟牧师一样号称自己真理在握，而只能陈述自己发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