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情缘(2)

　　八十年代，Terrill写作出版了《毛泽东传》，至今在中国已销售了180多万册。“我认为在这本书里我比较客观，这是身为外国研究者的优势，”他说。“但是相比中国学者，我没有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我只是试图理解毛当时的想法，他的成功，失败和矛盾。把毛当做一个人来描绘。我相信在读我的书之前，很少有中国读者了解毛的个人生活。”

　　除了海外学者的热心参与，中国社会也向外国研究者敞开了大门。Alitto说他80年代到中国山东邹平县做考察的时候，当地政府非常谨慎，甚至下达了通知让村民们小心应对他这个外国人。

　　“我开始还不知道。忽然路边一个小孩指着我大喊一声‘就是他！’然后跑掉了，”他说。

　　2012年，Alitto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当他步入讲台时，掌声和欢呼声从500多名听众中爆发出来。Alitto作了个揖，随即用流利汉语奉上了一堂关于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和儒学的讲座。

　　他说现在美国连高中都有中文课程，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来中国旅游，居住。互联网时代更是给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从前他为了查阅资料不得不远赴重洋，如今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找到了。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顾钧教授介绍说，海外汉学研究给国内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他举例说，有些国外的研究者对鲁迅评价不高，有的弄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三人行，必有我师’，外国学者可能会问‘这三个人里面有没有女的呢？’，”他说。“这些观点不一定对，但是的确给国内的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比如说社会学的角度，后现代的理论，女性主义的视角等等。”

　　没有语言的障碍，中国学者在汉学研究上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也要注意学习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且给出中肯的批评。顾钧表示，过去十年不但是海外学人学习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热心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十年。

　　孔子学院自2004年成立以来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拥有超过50万的注册学生。外文出版社在过去半个世纪，用43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出版了2万多种中国图书。

　　“我现在有些担心人们过多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学生转向汉学研究仅仅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如果经济增速减缓，汉学研究有可能会走下坡路，”顾钧表示。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资深汉学研究员Ralph Weber认为经济崛起不应该成为学者关注中国的唯一原因。

　　“就像当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研究也流行一时。之前，欧洲大学很少教授非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元化。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他说。“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汉学研究就存在了。如果说只有影响力强大的文化才值得研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觉得世界上其他文化，例如非洲的文化，也值得研究，即使没有人会说非洲的经济已经腾飞了。”(记者 彭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