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视频 说: 2011年1月17日,一抹亮丽的“中国红”点亮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6块电子显示屏同时播出了中国首部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而在人物篇引发广泛关注之后,23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也在网上正式亮相。角度篇将用于驻外使领馆节庆、外交酒会等外事活动时的展示。
1月24日,中新社记者专访《中国国家形象片》总策划——朱幼光,请他解密这两部宣传片的拍摄始末。
(2011-1-25
11:02)
主持人 说:分成两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分成两个版本? (2011-1-26
08:40)
朱幼光 说: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说除了一个真正的广告。所谓广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商业广告的时段都是30秒或者60秒这样的标准的时间以外,还有好多事情你是讲不完的。所以还有一个角度篇,角度篇就等于一个专题片,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专题片,然后在那个较长的篇幅里面比较不受限制,可以多讲一些内容,多一些具体的内容,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做传播的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活儿。 (2011-1-26
08:48)
朱幼光 说:广告就广告,之前也知道大家有很多爱讨论啊,关于这事很热议,为什么要这样做?广告就是这样,广告就必须是在一个很短时间内,30秒或60秒,你用一个很清楚地创意的结构方法去表达一定的内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是等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广告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一定是采取一些简单的、单一的方式去呈现。比方说我们这次用很多人去代表中国,很多面孔去组成一个中国面孔,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想法。所有人一看,老外在街上走,哦,那是中国国家的广告吧。就是这个人物(篇)。
(2011-1-26
08:48)
朱幼光 说:在角度篇里面呢,就可以有很多的信息放在里面了,比如说,其实在国外很多人对中国不是那么了解。虽然我们现在经济上面成长很快,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片子还是要有一点儿常识普及的意味在里面。就是中国大概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对,什么样子,中国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民族地区是什么样子,自然环境都有一些论述。中国一般的市民,
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大概的状态,比如晨练啊,这些东西都会有些涉及。因为摄制组撒下去去拍,肯定能拍到这个每天不同小时之内,中国不同城市大家挺真实的一个状况。
(2011-1-26
08:49)
主持人 说:我们主要是要向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和什么样的中国精神呢? (2011-1-26
08:50)
朱幼光 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很多的现象就是发展中的现象,希望他们可以了解这个,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不能说体谅,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认同。比方说,西方很多国家的人民,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它也是一种,它几乎就是议会制的另外一个说法。对,它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我们写在宪法里面的。你就整个形态去看,它和议会制是一样的,不管现在这个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它所提的这个议案和它对整个的影响,是不是跟议会制相同的东西?这就可以有很多讨论,但至少制度上是这样的。那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的,他不了解,他觉得说,你们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也是有必要跟他看到,说还是这样的制度。至于这样的制度跟西方的制度到底有多么大的差别,或者它能产生的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差别,那咱们这个篇幅是不能完成的,属于一个更专业的话题,可能需要更多的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去解释。但是给他看到,是这样子的。 (2011-1-26
08:54)
主持人 说:比如说中国为什么,中国目前的选举是在村官的那个层面,这个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就是西方其实很多媒体,有洞察力的观察家他们已经概括过了,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民主培训”。就是慢慢地要提升民主状态的时候,你还要从中国最广大的基层开始做,可能是我们看来是比较有效率的步骤。这些都有所提及,就是这个意思。 (2011-1-26
08:54)
主持人 说:在这八个部分里,您觉得最难表现的是哪个话题? (2011-1-26
08:54)
朱幼光 说:这些都还蛮有难度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这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自己有自己特色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大家都了解。那么很多的什么习惯也罢,它是不太一样的,整个视觉上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可能他们一看到很多红旗他们就觉得好像涉及到元素了,或者就觉得这个社会激烈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基本上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我们广告界叫CI,或者叫VI,
就是视觉识别系统。我们已经是这样一个传统了,我们会用很多的红色啊,但是可能他们常年看到到一些误导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就有一些抵触啊。所以在整个片子里面,怎么能让他们可以看进去、了解到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都是要想一想的。有一些是要考虑的、取舍的问题。
(2011-1-26
08:56)
主持人 说:在以往我们接触的这个同类的作品里,比如像奥运的宣传片之类的,可能大多是一些漂亮的镜头会比较多,画面比较美。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国家形象片,可能不同以往是更多的细节,就是更多的故事在里面。但是有网友反映说,尽管已经看到热泪盈眶了,但是还是认为细节不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011-1-26
08:57)
朱幼光 说:细节一方面跟时间有关系,再一个这就是这个片子整个结构出来以后,我跟导演高小龙讨论,他还是想说,我还是觉得比较真实的角度去记录,去拍比较好。所以我们行话摆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少。你看那个咱们申奥片,那个就是全部都要摆的,因为他要追求画面的精美,人们笑脸的充分啊。基本上你都可以想象这都是。虽然不是职业的,但是当时的身份就是演员,“小朋友要笑起来,笑起来!”导演会一遍遍喊。
(2011-1-26
09:20)
朱幼光 说:我们这个基本上不是,比方说去景山公园去拍这些晨练的老人,他们在那边练,我们在这边看。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后来完了会有人过来问,回过来问说:你这个是什么呀?一说国家形象片就要讲话,里面就有一个老大爷说得特激动,他就是在景山那儿那个什么玩太极球的。他就特别想讲话,他说你一定得让我讲。然后他就说我们都可高兴啦,什么的那一段话。就是他要是问了你了,就一定要参与这样子。当时他们被拍的时候就以为是摄影爱好者,爱怎么样的,他们也不管,所以能基本上那个状态还比较真实。 (2011-1-26
09:20)
主持人 说:用个体来阐释中国的形象,最初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2011-1-26
09:21)
朱幼光 说:国家要做这个项目,从08年就有。我们去参加没有拿到。我们就知道一些可能不被接受的做法,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再有机会参与国家形象片的拍摄,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案在心里。所以从那时候以后一直都在想。 (2011-1-26
09:21)
主持人 说:是被什么启发了吗? (2011-1-26
09:22)
朱幼光 说:也没有。其实是最简单的道理,其实我们再想了很多,我们这次去竞标也是不同的方案。
这是第三个,这个方法只是回到最简单的东西是说,这跟我们的团队一致的认识有关系。
其实你一直说日本是什么样的,韩国人是什么样的,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见过他们,或者是见过他们什么举动,会让你有一个反应。比如说你听了他们说的什么话,或者在公共场合见了他们做了什么事,你就回去概括他们这个国家,你没有办法地回去这么想。虽然我知道有很多这个讨论有些争议,但是大家一定得明白,我觉得这一点一直很自信,就是说中国政府这么多年做对外宣传,这是头一次它同意用国民的形象去做。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进步。
(2011-1-26
09:25)
朱幼光 说:我在之前去提案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太指望这个方向会过。结果就真的是这个方向颇受认可,这个我们很受鼓舞。大家不管多少讨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经常有人给我讲老百姓的问题,虽然我们有真正意义上的老百姓在里面,好多人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什么叫老百姓我的观点是只要不是官员,他就是老百姓。不管他多成功的商人,他是不是富豪,还是他是不是名演员,他就是老百姓。我觉得我这次用了59个老百姓去拍这个片子,可能有几个不是啊。孙家栋老师,孙教授,他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国家的职务。尽量多的就是,我认为只要不是说站了一排副主席和部长,那么就是老百姓嘛。
(2011-1-26
09:26)
朱幼光 说:只不过这些老百姓 他有他非常特殊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地去否认的,他可以代表我们,在某一领域。中华儿女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可以达到多高的高度,我觉得在形象片里有争议。他拿奥运会金牌,你在家里跟着跳脚特高兴,这个情绪不是应该要一样的吗?我们怎么能忘记像郎平这样的人呢?那是不可能的。
(2011-1-26
09:26)
主持人 说:在甄选这些人物的时候 有什么集体的标准和要求吗? (2011-1-26
09:28)
朱幼光 说:全面肯定会变成一个要求,这个不用任何人告诉我。我自己也会尽量地区全面的,所以从片子的表现难度来说,人就会多了一点。你会觉得人就会多了一点,但是我想来想去,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你要知道中国走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全世界人最多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你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就是这13亿人组成的。这是毫不疑问的。那这个片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我想选一些人,他们有不同的故事,或者他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国外人对中国人的看法。那我觉得就对了。 (2011-1-26
09:28)
主持人 说:是有人告诉你要选这么多人? (2011-1-26
09:29)
朱幼光 说:我本来想选的人比这个还多。我原来拟定的名单,大概是到100人左右。因为我知道这个片子实践起来没有那么容易,中间一定有很多遗憾,有人会来不了,所以你去做的时候肯定是更大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开始联系,开始归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就变成说,大概现在这个规模。我觉得也就这么多,不能再多了。真的是眼花缭乱了。
(2011-1-26
09:30)
主持人 说:你明知道篇幅小,人多表现起来会比较复杂。为什么还要坚持用这多的人呢? (2011-1-26
09:34)
朱幼光 说:我觉得两点去考虑:一个是说可看性强点,你可能多看几遍才能把人看全;另外一点就是人总是好奇的,如果有人愿意肯多做一点功课的话,查查这个人是谁的话,那么我们就值回票价了。基本上达到目的了。 (2011-1-26
09:34)
朱幼光 说:那我也自己老关注一些外媒的采访什么的。记得有两个人提到他感兴趣了,他又想知道有些人是谁的话,那我就很开心了。我没有指望说,我没有想过以广告一放完,你指望哪个美国人就站在那儿,从头到尾把谁是谁他们的故事都说出来。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如果能感觉到中国有话想说,有故事,可能很有趣,我很想听,那已经是广告片的成功了。兴趣先建立起来,而且最重要是这件事情是一个表态,这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以我们自己来跟你沟通了。这也是最大的一个信号。 (2011-1-26
09:34)
朱幼光 说:广告片如果完成这个任务,它就已经收到效果了。我们不会幼稚觉得说我们就这个片子把大家叫一遍,知道这59个人是谁啊,以及它背后所蕴含的含义,但这69个人的选择很重要的就是说经得起你去查,一定值得你去查,这些故事,如果你真的不认识的话。 (2011-1-26
09:35)
主持人 说:您也说到现在这个片子有一定的争议,这个方案既然要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又要为海外所接受,还要面对国人挑剔的目光,在创作中这个权衡一定是困难的? (2011-1-26
09:57)
朱幼光 说:非常困难。中国国家形象,每一个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没有人可以和那个完全契合,
我觉得大部分契合,在某种认识上契合就可以了。
(2011-1-26
09:57)
主持人 说:在权衡的过程中有没有比较纠结的阶段? (2011-1-26
09:59)
朱幼光 说:有。比方说有些人在来拍摄的困难时都蛮多努力的。每一组人其实更多,我们都有取舍。取舍也很难。比如说,我觉得这组四个人合适,但是你必须要得联系六个人。因为基本上有人不来。但是全来了以后,没有办法。做事这种难度就是我们团队的困难。跟别人说也没意义,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嘛。然后也不想得到任何同情,就是想办法让这件事尽量地理想化,尽量地按照原来的计划去进行,总要是的。 (2011-1-26
09:59)
主持人 说:您如何看待以广告的形式承载国家形象这个问题? (2011-1-26
10:00)
朱幼光 说:我觉得非常正常。这个问题其实跟好多媒体讨论过,有不少人问为什么你会做这么个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们目前在经济上面还属于弱势的国家。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有这样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它会从经济强势地方向弱势地方自动流动。比如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你就会去看美剧、你去听美国音乐、你去看美国电影,不知不觉中你就接受了他们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这种,不叫熏陶和教育,叫接触。你就可以接触到,你大概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想的,他们最后一定是会拯救世界的。或是他们怎么重视司法的独立,民主什么什么的。这些你就是,其实你说你,对于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你有没有在美国住过,你怎么知道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看过很多这些东西,看多很多这些影视,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把他们国家的观念什么的放在这里面,它就传输给你了。 (2011-1-26
10:01)
朱幼光 说:接受不接受那是见仁见智,那是每个人,每个受体不同情况,才会决定他接受的程度。但是在经济弱势的情况下你没有机会,你不能想象在美国除了咱们华人同胞以外谁看《蜗居》?谁看《潜伏》?不可能的。所以你就得主动做给她看。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国民在国外生活不算,现在国内企业在海外的扩展,它都受到国家形象的影响。如果你的国家形象不够明确,或是说给人以误读的时候,你们这个个体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会挺受限制的。就是中国可能国外有一些,像沈赞臣董事长有个观察,他觉得有很多这个合并、购买,有的失败是因为国家形象比较模糊。让人家产生某种误解以后,人家不愿意把公司或是经济实体卖给你中国人。这是最后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你就才能看到。所以,在经济稍微弱势的国家没有办法,你要自动向外输出这个形象。如果没有那么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刚开始必须用专业的方式,我想美国人不会因为看到中国人做广告,反而就讨厌起你来了。我来给你介绍,我叫中国,希望跟你做朋友,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最重要的。 (2011-1-26
10:01)
主持人 说:创作团队中据说有不少80以后的。 (2011-1-26
10:02)
朱幼光 说:对。我们这个角度尤其是,我们这个角度篇各个外境地的副导都是80后,生力军。何鹏啊,张晓龙啊,左一菲啊,孙一诺(音)好多小朋友,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联系方式给你们,他们蛮有趣的。导演的想法,导演说,有个事情我们也是一再不能来说,虽然我们透露具体的数目,但是预算非常紧张的一个拍摄任务,所以一些广告界的老油条也不适合我们,他们是见了多了,什么事都是先看多少钱,再决定做不做。这样的人我们说实话这次真的用不起。 (2011-1-26
10:03)
朱幼光 说:所以高导(高小龙)后来跟我商量时说,不如找一帮电影学院的刚毕业的愣头青们,又有热情,又有机遇要在机子的这个职业上面建立起声誉来,让他们又带着很新鲜的视角,因为他们没有被圈子里一些陈规俗套的,哪怕是美学上面的陈规俗套所污染,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一帮孩子来做,体力又好。呵呵。体力又好就是80后和70后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体力肯定是好的。也能坚持这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找了基本上所有的副导大多数都是80后,非常有干劲儿。我跟他们这几个月都一直在工作,非常靠谱和值得托付的。 (2011-1-26
10:05)
主持人 说:但最初你还不了解他们的时候,你对他们能完成你的创作意图的把握有多大呢? (2011-1-26
10:05)
朱幼光 说:我相信导演,因为他是我在制作上面最专业的伙伴。他也是我们制作品质最后的把关人,他说行就行。我绝对相信他的专业,我要是不相信他我就不会找他了。 (2011-1-26
10:05)
主持人 说:那他们都带来了什么呢?
(2011-1-26
10:08)
朱幼光 说:因为他们不太会受拘束。看咱们片子里有一段在西单地下通道里拍到的那个弹吉他卖唱的小孩,那个镜头是真的。 (2011-1-26
10:08)
主持人 说:是西单女孩么? (2011-1-26
10:09)
朱幼光 说:不是西单女孩。但是有个小男生在开始的5分钟里就能看到,唱了一首很迷茫的歌。他们经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有意思,我把他拍下来。而他们拍的时候有个观众哭了,也是真的。有个听众在旁边站着听着听着很伤感就哭了,他们就把这些拍下来。后来我们用的这个段落里面就说:国家正在发展中,可能有些迷茫,可能大家都有困惑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用这个很合适。 (2011-1-26
10:09)
朱幼光 说:这一般照广告界干得久的,如果接触一点这个政府啊、国家形象这个经验,你会看到这个场面会有一点点伤感,就觉得不拍,这拍了也不会被用的。但是他们就无所谓。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拍。他们拍完了我们觉得很好,我们就用,最后不也通过了吗?对,大家就说,国家相关的领导也说,挺好的。这很真实,也很感动。大家在唱,弹吉他的抒情的时候,大家是会有点小伤感的,对吧,这都是真实的感人的一面。我一再强调说,在这两片子里,广告和专题片里面都可以看出,政府在这个对自己国家形象传播方面其实已经开明很多,宽容很多了。其实放了很多活生生的资料,以前做过的人都明白,以前都还是不行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自由度给我们。 (2011-1-26
10:09)
主持人 说:这些年轻人除了带来了很多新鲜的创意,他们能否可以正确解读中国的文明历史和发展呢? (2011-1-26
10:23)
朱幼光 说:这个内容方面,我们主要还是先有一个脚本。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先有一个脚本,然后拍摄一些相关的内容的。那么这个脚本最主要的内容是旁白,是整个的解说词,专题片的解说词,大概的写法和走向。每一部分的应该包含的内容。其实在拍摄之前,只有一个拍摄内容的大概的想象,比如说有的东西很具体,比如说我谈到民族问题了,我肯定要去一下新疆、西藏、云南和内蒙。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谈到发展、谈到迷茫应该拍什么,没有一个计划的。我们就把这几个组全国撒出去拍,回来看,有时是这样决定的,哪条适合放在这里,把它剪过来。 (2011-1-26
10:23)
主持人 说:那么,为国家制作形象片,面对这个大题目,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事儿。 (2011-1-26
11:30)
朱幼光 说:我们有很多艰苦的时候。《人物篇》中最早开始联系人,就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大家老觉得说:国家拍的片子叫谁谁敢不来。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真的已经是一个很开明的社会了,有的是人不愿意来呢。千万别那么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争取敲定他的时间。最后来的这些嘉宾最少一个人我们也得录4次以上,但是很多人多少次最后都没实现,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这个难,比大家想的难多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我们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摄制组么,当时组建起来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政府的任何一个机构,你不可能去命令人家,不可能有这个权利的。我们真的就像一个电影剧组一样,打电话问人家有没有档期,有没有意愿要不要来,后来可能有的报纸也报道过。有明星的经纪人张嘴说,有没有出场费。我们这就没有啊,我们是绝对没有这钱,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要一个钱,我这片子也别拍了,我们已经是很省很省在做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经不起任何人跟我们要这个出场费,所以最后吓得我就说,有人要那咱就别联系了。就这样,其中有我特别想他出现的,会先去跟经纪人主动的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是一个中国国家形象片,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公益广告,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支付这个出场费的。如果有人说,那没问题,还是来,那就开心了,这事儿就搞定了。也有当时没说不愿意来的,可能过两天就说,我没有档期,那就不敢再联系了。
(2011-1-26
11:31)
朱幼光 说:有很多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定所有的人,哪个人能来拍,两个月啊,一直在打电话。刚开始是我们团队的小姑娘们,年轻的女孩子们在打电话,最后我自己都上了。就有的人怎么都说服不了,我自己去打。他们认为说您大点,您说话稍微得体点,我打过好多。如果以后采访到那些人,他们有人会告诉你谁的电话是我自己打的。如果有个男的么,就是我吗,呵呵。然后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比如说导演,也很感动我。那个时候正好是吴冠中先生去世那几天,我们已经都是把他的邀请函都准备好了,特别的凑巧就是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然后我们就说吴先生不行了,黄大师,黄永玉先生一定要来。老人家其实他真的年事已高,你让他跑摄影棚已经不太敢了,而且我们也没途径,就是所有的这些人怎么联系都是我们自己去查的。我们不是个演艺经纪公司,你知道我们底下这个团队的小姑娘多辛苦,她们最早怎么联系上一个人。我们能动用的私人关系,都去动用了,比方说像黄永玉,刚才讲的,导演有办法,导演过三个人能找着黄先生,我们就说,导演那这事儿就拜托你。导演是不是又要打电话去联系演员。他得拿起来一个一个拖,拖到黄老先生,老人家挺高兴,我们赶紧跑去万荷塘谈,正好在北京,他把时间告诉我们,等他到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北京他万荷塘的家里去给他拍。特别的高兴他。 (2011-1-26
11:31)
朱幼光 说:如果举个例子,大家做广告大家都明白的,一般一个60秒的广告,就算要做60秒,你如果是在摄影棚内全部完成的话,两天,就两天撑死了,你拍的东西一定能拍完。经常棚内的戏,一个30秒的广告,人家一天就拍完了,就今天早上8点钟进棚到晚上11点钟收工,你所要拍的所有内容都有。咱们这片子20天啊,为什么,要拍这么多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同时来的,只有姚明和丁俊晖还有宇航员,基本上能保证同时来。然后赶上咱中国老百姓有几个人能同时来,其他像演员啊什么专家那些,都是不同时间来。那每组人的人员身高不一样,机位的取景都要重新调过。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姚明那镜头,如果你能取到姚明,你镜头里有姚明,邓亚萍邓姐她这离镜头站多近才能有差,这都是要考虑好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不能同时在一块拍,你不能站着安排,你只能在地上做记号,然后整个摄影机的推拉、摇移是用Motionctrl来控制的,叫电脑摄影机动态控制系统,就是它每次升起来这样怎么怎么拉这个过程是电脑记忆的,人是肯定不准的,每次要拉一遍不可能一样的。只有电脑拉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整个调光都布好以后,摄影师其实就坐在旁边看光呢,整个我们的机器就是这个机械手在做,不用人,他一遍一遍的。可能本来我拍的是女演员的,可是马上第二个来的是姚明,他就是一个高机位,那么他走了以后又变成吴敬琏先生那种学者的,他机位又得降下来。所以每组,每个板块摄影机有自己的一个运动推拉的速度,和拉到的那个范畴,然后每个人来他有他地上的脚印,这些东西都要去统筹,而且每个名人不可能时间是一致的,别说名人,咱们那几个老百姓那时间都是不一致的,还有夜里赶到的,那他就通知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你就必须在那等着。所以这个棚你就不能退,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已经架上去了,拆就要拆两天,就这个Motionctrl拆就要拆两天,就盯死在那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等,我们大部分在棚里的时间是在等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最重要的是计划今天买什么书看了。经常是拍完这个人走了以后,过四个小时,或者早上8点钟拍完一个,下午5点钟才来第二个,中间这个时间就是在棚里面,或者在北京广播大厦的咖啡馆。后来我跟那个咖啡馆的人都待熟了,他们一见我就知道我要靠窗的座位,我要喝Cappuccino,我到那自己翻开书自己看,后来我就干脆带了本电子书,里面有800多本书,随便我当时就可以决定换书,才能度过那段日子。很多人就在等待,真正每个人来的时间都很紧,化妆女演员时间长一点,像这些老先生们来、学者们来那就很快,因为不用太化妆,只要脸上差不多倒腾利索了咱们就开始。因为这个原因,就都不会有什么表演,这些之前都考虑在内。 (2011-1-26
11:33)
主持人 说:那么完成了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 (2011-1-26
11:33)
朱幼光 说:很大,对,当时很少有人驻20天棚拍广告的,不可能那,就没概念,这边就疯了说我要租20多天棚,请问这得多大一笔啊,就这个咱们政府里都有官员通过私人关系,比如说你们去哪里拍,去广电大厦拍。之前很多人把这个想的特别那个什么。 (2011-1-26
11:33)
主持人 说:这个应该是可以开绿灯的呀。 (2011-1-26
11:34)
朱幼光 说:不是的,你做了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我经常接到电话就说这个地方咱肯定就进不去啊什么的,我说行,我去想办法,我去求人,我去托,不行。因为我们都是有证明的,我们都是拿着国新办开的红头文件去说以下这些地点,国家想去你们那边采景,请予以大力支持,都有,那不认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有的是。因为一旦跨部门,协作不那么容易,都要剧组的这些辅导们、小朋友们、制片们真的是大家都付出了很多自己的努力去搞定。 (2011-1-26
11:34)
主持人 说:那么对这件事要面对那么多的困难,还要花那么多的钱,是不是整件事做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是被一种对祖国的爱这样作为一种支撑呢? (2011-1-26
11:34)
朱幼光 说:可能那么讲有点太正式或肉麻了,这个东西就是我刚跟你讲的,就是我有什么选择,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会去给乌兹别克斯坦拍,人家也不会找我去拍。这个就好像有人忽然跟你说,咱们宣传一下你妈吧。你说这事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是一个坏事儿,不会的,你就带着那种心情去做,就这么一个道理。我觉得好东西是不要求的。当然,整个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对这个国家有另外一种认识,跑了那么多地方,你动那么多脑筋去怎么样表现某一段,沉淀在心里的是一个财富。 (2011-1-26
11:34)
主持人 说:可以说给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竖立一个国家形象出去对外展示,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最后怎么权衡定位成China On The Way呢? (2011-1-26
11:35)
朱幼光 说: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还是发展中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的崛起,现在的成就,也不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梦想和国家的目标,我们还是要继续前进的,不管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误解,那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调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承认说,我们在路上。我们有很多问题,真的是在路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抵达目的之前,有些事情就是路上的现象,路上的风景,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从我自己而言,整个片子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简单,这就是2010年的中国,去年我们所拍摄完的。大概就是假设整件事情和我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参与其中,我只是走过街道或者透过车窗,我看见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就想反映这样一个中国。 (2011-1-26
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