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报道 说：近日，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其中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等内容，让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未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如何破题？如何真正做到人的城镇化？怎样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儿女上学等问题？又该如何避免重蹈 “造城化”、“房地产化”、“摊大饼”“城市病”等覆辙？针对这些广受关注的问题，中新网特别邀请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做客《新闻大家谈》，为广大网友进行解读，欢迎网友们积极参与！ (2013-7-2 16:09)

主持人 说：各位朋友上午好，欢迎收看《新闻大家谈》，我是陈虎龙。近日，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其中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等内容，让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未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如何破题？如何真正做到人的城镇化？怎样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儿女上学等问题，同样又该如何避免重蹈造城化、房地产化、摊大饼等这样的覆辙？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间参与讨论的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研究员易鹏，欢迎您。 (2013-7-3 10:01)

主持人 说：我们聊到了在这段时间以来大家非常热议一个词，城镇化，以前也说到城镇化，那么这个新城镇化和以前城镇化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不同？ (2013-7-3 10:04)

易鹏说：中国的城镇化，包括我们在做访谈节目的时候城镇化一直在发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巨大程度，1978年中国城镇化不到18%，到了2012年就到了52.6%，也就意味着短短三十多年时间，中国有几亿人从农村到了城市，这也是中国城而世界经济第二位的很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前面三十年城镇化取得更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2013-7-3 10:04)

易鹏说：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城镇化没有更好的体现以人为本，就比如，我们现在大城市有2.6亿的城镇人口，但是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被称为二等公民，没有享受到大城市的各方面公共服务，他实际上就是一种从城乡的二元结构变成了城市的二元结构，这种的城镇化是质量不是很高的城镇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必须讲公平公正，没有公平公正的城镇化会带来巨大的隐患，乃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那我们说这个方面质量不是很高。 (2013-7-3 10:06)

易鹏说：第二方面是我们城市的管理和运行水平也不是很高，北京的交通拥堵，全国的交通拥堵，城市的雾霾、空气质量等各个方面，城市病非常明显，而且和我们城市的管理、运行，乃至新技术运用不多各个方面原因是一样的，所以导致我们城市质量不是很高。 (2013-7-3 10:08)

易鹏说：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差别非常大，像沿海城市，一个镇的发展水平可能远远超过西部地区一个地级市的发展水平，=直辖市明显高过省会城市，省会城市明显高过地级城市，由于行政指导的资源分配体系导致的不公平。 (2013-7-3 10:09)

易鹏说：第四个方面，就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是有差距的，最高的东部地区60%，西部地区40%多一点，有将近20%的距离，这个也表明了中国的不均衡性。 (2013-7-3 10:09)

易鹏说：所以现在城镇化走到这一步以后，自然而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城镇化目前可能要产生新思路，因为城镇化新思路，新在哪些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公平公正，不但现在这两亿多农民工要解决二等公民的问题，同时未来农民要进一步进入城市，因为未来中国城镇化75%左右的话，中国未来还有三亿多人进入到城市里面，可能一共10亿左右的规模，按照我们现在而言，真正有户籍的城市也就35%，也就意味着现在可能有5亿多人，未来要解决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以人为本要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体现生态环境，我们城市要宜居，要生态，要环保，这个意思我想不用展开讲太多。第三个方面就是集约高效，因为我们总体而言中国人多地少，不太可能走美国的模式，每家都有一个别墅，我们可能要借鉴香港模式或者东京模式，集约型、高效型的发展模式。第四个方面，四化同步，我们现在提出来叫新四化，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际上现在的新四化就是以前的四化升级版，就是新四化，必须考虑到城镇化和其它三化的同步，或者城镇化一化拖三化，三化来促城镇化，要形成相辅相成同步推进的局面，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实现的话，才能我们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出来。 (2013-7-3 10:10)

主持人 说：其实这段时间新型城镇化的话题一直在讨论，而且各个观点也层出不穷，有观点认为城镇化是自然发展的过程，不易人为推动，您如何看待？ (2013-7-3 10:11)

易鹏说：我认同一半，因为城市化大规模提升是1800年，像英国这些国家比较早的实现了城市化的过程，这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所以说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但是现在来讲，各种产业发展确实能够推动城镇化，但是城镇化也有另外一个作用，工业化一受到限制以后，你解决就业能力就会下降，不管怎么样，产业化来支撑城镇化的过程中间，也是要城镇化把需求拉大的同时，能够拉大你所有产业化的供应，是相辅相成，所以城镇化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拉力，能够拉动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城镇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城镇化，尤其通过中国自主改革，降低城镇化的门槛，通过各种方式来扩大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是能够扩大这么一个需求车的。另外我们城镇化以后，人的消费能力会提高三倍，劳动生产力也会提高三倍以上，所以拉升以后，自然而然使产业化加大，所以这个要相辅相成看待，不能简单切割。同时还有一点，城镇化也需要引导，比如以前城镇化中间比较杂乱无章无序，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出台一些政策法规来推动城镇化有质量、有约束、有规划来运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的质量提高以后，有利于别的产业更好发展。 (2013-7-3 10:12)

主持人 说：好，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城镇化，包括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农业化，而且我们在关注到各个地方发展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不平均不平衡，有很大差异，那么在谈到速度和质量的时候，就是很多地方为了一味的贪大求全而忽略了质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2013-7-3 10:13)

易鹏说：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高速提升的阶段，应该说从1978年到2012年，34年的时间，中国城镇化提高了30%以上，也就是每年提高1%的速度，速度是非常快了，当然刚才前面也说了，由于速度快了，质量可能有所忽视，我们的质量并不是很高，现在因为中国的城镇化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这么大一个进程，几亿人的进程，在这个时候，我们现阶段应该说我们新型城镇化，我曾经用一个比方，以前是1.0版的，是重速度忽视了质量，而现在进入到2.0版的城镇化，可能要重视质量为主，速度为辅，或者质量和速度要互相看重，尤其把质量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的质量如果说不能提高，我们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再走的话，因为城镇化有一个特点是不可逆性，由于我们低质量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由于不可逆的特点，犯了很多错误，导致老百姓生态宜居水平也会下降，幸福指数也会下降，所以我们必须要城镇化基本理念改变，重质量为主，所以我们要走集约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这是必须要改变的思路。 (2013-7-3 10:14)

主持人 说：您刚刚也提到了城镇化2.0版，其实我们在打个比方，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浏览器升级有很多插件，我们在下载插件就会出现，比如我们说到户籍，比如我们说到就业，很多保险、社会的一些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需要，其实在这里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发改委主任徐绍史6月26日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到了中国城镇化规划，已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逐步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路径？关于落户方面的。 (2013-7-3 10:15)

易鹏说：应该说徐绍史主任提出的城市户籍改革的路径，因为户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户籍背后蕴含了一个公共服务，当然我们不是单纯解决户口的问题，解决户口很容易，如果不能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那就有很多问题，这个被够就是一个财力支撑。我们现阶段大家都知道，现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化对中国社会造成很多隐患，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还是首先小城市要放开，大城市要有序，有些特大城市，北京、上海这些城市还是要讲究和政策结合在一块，稳步来推进农民工户籍落后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考虑了客观事实。第一个，中国现在要解决目前户籍落户的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要需要大力财政的支撑，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可能要用时间来换空间，比如三年中间解决两千多万人，按照这个速度进程，每年六百万人，也是几十年时间也能解决城镇化问题，这个过程会慢慢来推进。第二个，考虑到中国确实，比如说北上广城市承载能力现在存在问题，北京以前规划到2020年人口规模是2000万，到2012年就到了2069万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加，很简单，到2020年北京就是两千七八万的规模了，也就是到2030年北京就是三千万人的规模，这个城市就没有办法正常隐形了，包括水资源也好，道路也好，公共服务设施也好，都很难承载，那这样的话，进行一定的管制，放慢这个节奏也有它的作用。 (2013-7-3 10:16)

易鹏说：总体而言，目前我们通过有序的分梯队来设立户籍制度推进，我们还是有时间表，我们不能遥遥无期，比如上海，搞居住证制度，搞出来以后设很多条件，09年第一次达到以后解决三千人，一年三千个人意味着什么概念？我算了一下要三千年，目前存量的人才有可能解决完成，那么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一个时间表，我认为这方面户籍制度改革要从几个方面来想办法。首先，要从筹集资金的角度，因为说白了，户籍改革背后是资金的问题，资金角度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用时间换空间，可能我们用一年时间解决很困难，如果用三十年为单位，资金需求大幅度下降。第二个，现在是把户籍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升到我们国家公平公正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想办法通过各个方面筹措资金。第一个比如说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怎么加大分红，社保基金，这是可以做的。第二个，我们在这个筹措过程中间，企业、个人和政府三个方面来掏钱，比如说现在的五险一金，三方面的方式。第四个，现在我们有外汇储备，包括现在有财政收入，通过提高支出的比重，是可以能够筹这些资金的。第五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毕竟而言，可以通过金融工作的方式，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第六个，比如说浙江就实行了农民的宅基地换社保的方式，比如土地方面做一些改革，宅基地方面做一些改革，提高农民的财产权利，就可以更快解决城市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只要想，确立一个时间表，总体来说户籍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二三十年，户籍还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2013-7-3 10:18)

主持人： 说：再来说说很关键的土地，其实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农民进城，他们本身在农村有土地，在没有了土地之后农民进城之后相关附带的比如医疗、社保，这些怎么解决？您怎么看？ (2013-7-3 10:19)

易鹏说：土地我们首先要明确几个基本观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土地拆迁的问题，其实大家认为能够被土地拆迁的群体是少数，中国现在18亿亩耕地，为什么？因为在城市发展的边缘地带，城市的郊区往往发生大规模拆迁问题，因为有些农民想拆迁没有人来拆的，所以很多土地的价值，目前已经被高估。 (2013-7-3 10:20)

易鹏说：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的土地必须进行用途管制，如果说没有通过规划，没有用途管制，比如说土地我自己卖掉，不管什么使用性质，毕竟中国有13亿人，这样的话吃饭就是大问题，如果大家都不种地，都来做房地产，房子价格肯定会下降，但是中国基本耕地就保护不了。 (2013-7-3 10:21)

主持人 说：粮食没了。 (2013-7-3 10:21)

易鹏说：对，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拉美国家，土地私有化，很多人把土地卖掉到城市来，因为城市经济总量有限，没有这么多岗位提供，而自己的技能又有问题，所以就居于城市的贫民窟，成为国家不稳定的要素，但有一点，贫民窟的这些人参加骚乱很重要的是没有工作，收入也很低，只要有这种群体事件很愿意去凑热闹，所以很小的事就给放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考虑客观存在的实际。第三个我们也看到，我们目前农民工分为两代，第一代农民工愿意回家种田，但是现在二代农民工，有一亿多人，这一波农民不愿意回去种田，不会种田也不愿意种田，因为他已经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了，为什么要城镇化？就是因为城市的生活比农村的生活更现代化，总体来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多人还是会来到城市。那么这个人回不去了，所以对待土地，我认为要慎重，我认为在耕地上面不能动，不管你农业现代化怎么样，耕地的用途是不能变，不能把土地变成别的用途，那是不行。 (2013-7-3 10:22)

易鹏说：可以在宅基地方面做一些尝试，比如重庆做地皮交易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土地叫证件挂钩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认为可以推动交易的方式形成，但是交易大家也知道，只要这个宅基地大面积上市，不要设想价格会那么高。宅基地即使能交易的情况下，用途也应该得到管制，因为宅基地可能交易以后，就是确实给农民以后，让农民提高财产所有权，那我们从新农村的建设上，从农业现代化角度讲，也不要过于分散农村宅基地的建设，也是一定程度集中建设，既能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能力，同时也能力提高耕地的供给能力，所以在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也可能。 (2013-7-3 10:24)

易鹏说：所以总体而言不管怎么样，土地改革中，第一个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权，要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总体来说，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间，我们取得很大的成果是建立在以牺牲农民的代价为基础上。第一个，大量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减了仓，第二个是农民的低工资，第三个是农民的土地没有了，所以为了中国未来持久的发展，应该工业返回农业，总的说，农民为国家做出贡献了，现在国家就要实现一定的平衡和公平，就要拿出更多的蛋糕分给这些农民。现在全国基本上是3.1比1的差距，城乡差距过大，那在土地的角度增加农民的财产拥有权是很重要的解决方式。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我认为总体来说只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国耕地面积的稳定，有利于中国的生态环境的建设，有利于土地的集约高效使用，只要符合这几个原则，就大胆去做。 (2013-7-3 10:25)

主持人 说：好，我们刚刚也聊到，其实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周边可能遇到拆迁的问题，而且拆迁的补偿款如何合理运用，这个其实也需要我们相关部门和相关机构做一些合理引导，您觉得如何合理引导？ (2013-7-3 10:26)

易鹏说：现在的问题普遍在于，这个补偿拆迁款很快用完了，用完了怎么办？我个人认为如果引导的话，第一个，在城市郊区的农民，融入城市的难度要低于远郊或者偏远山村的农民融入城市的，所以这一部分人，进来用一些城市的产业，我认为最重要的产业就是服务业，既有传统的服务业也有新型的服务业，服务业未来会成为中国就业的主体。像今年，我看很多招聘网站中，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比重已经到了70%，我认为在这个角度讲，首先引导他融入城市。第二个，政府也要有制度设置，同时农民也要有想法，卖了土地以后，要充实自己的社保体系，政府要建立这种社保体系，同时自己也要补偿社保体系，因为社保体系是基本上能保持你上长久生存的基本线，而中央政府现在也打算要建立社会保障线。 (2013-7-3 10:28)

易鹏说：第三个，我认为是因地制宜，土地卖完了发动农民做一些产业，比如说农家乐，休闲社，这种其实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有些比市民高很多，所以要培养郊区的农民经营的能力，经营的意识，当然要动作一些能人更多带动农民创业，通过创业的方式使农民袋子里的钱多起来。 (2013-7-3 10:29)

主持人 说：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插件，大家关心的就是农民子女的上学问题，其实从今年高考的很多数字也看到，有些城市农民子女进城务工之后只能参加职业高考，而且在很多特大型城市当中，对于农民子女参加高考还设置了不同门槛，下面我们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类似的情况是不是会阻碍城镇化，而且如何解决农民们的后顾之忧？ (2013-7-3 10:30)

易鹏说：应该说异地高考是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辩证来看，第一个，可能不符合全中国公平公正的基本价值观，所以我认为基本价值观也就指导着我们未来的目标往这走，也不存在异地高考的问题，只要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报考任何学校，不能分哪个市哪个省，不同的划限。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我们既得利益群体，我讲范围很广的，就比如北京，异地高考，尤其像北京、上海阻力很大的，而且往往在高等教育不是很发达的省没有什么压力的，因为大家可能很少报考你这个地方的高等院校，而往往像北京、上海，集中了中国最顶尖的高等教育资源。像北京现在有户口的就一千多万人，上海也一千多万人，他们这个群体就成为了阻碍异地高考的公平化很重要的利益群体。 (2013-7-3 10:31)

主持人： 说：而且今年还引发了家长的冲突。 (2013-7-3 10:31)

易鹏说：对，因为触及到了他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这样不合理，因为我们屁股决定脑袋，利益来决定他这个思维方式很正常，所以我们要正视，他们目前每个城市一千多万的阻力，但是我们未来总体方向要往公平公正的方向去走，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把你既得利益下降，平均分配特大城市高等院校占有资源的比例，使得比如说西安也好，长沙也好，武汉也好，或者乃至说桂林也好，它的高等学校水平也很高。第二个，降低大学校园的含金量，可能你读完大学以后，对就业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或者一考定终身，你改变终身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三个，还是要逐渐对符合条件的，就如何条件这一波人还是要逐渐开闸门，逐渐让这波人能够参与到本地高考，当然这个比例可能逐渐逐渐提高，但是需要时间来承载转换空间。总体而言，异地高考这个词希望未来成为历史。 (2013-7-3 10:32)

主持人 说：下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地方政府角度考虑一下，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在房地产业，其实在行业非常火热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急于借债，而且在卖地的时候出现了三四线空城的情况，也有人认为在我们这个城镇化升级版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房地产化的城市？ (2013-7-3 10:33)

易鹏说：首先一点，我们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要提新型城镇化，就是想破解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客观来讲，土地财政也有它的价值，因为土地财政和中央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或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权不匹配，自然会衍生出一些问题。那土地财政，实际上目前也发挥了价值，这部分钱地方政府很多还是拿来做基础设施，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年老百姓生活保障收入提高，第二个，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都是因为财税收入加土地财政两大蛋糕支撑，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做支撑，可能我们这些年就很难实现这么一种局面，所以我们不要把土地财政一味妖魔化，同样房地产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目前发现土地的城镇化率远远高过人口的城镇化率，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空城、鬼城的现象，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还是必须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不太可能搞非常奢侈，资源消耗高的城镇化。土地也是重要的资源，那么土地的节约化使用要提升，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对路径进行改变。 (2013-7-3 10:35)

易鹏说：那么改变过程中间，这个理念就要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或者相应政策配套才能做到，地方政府现在而言，财权不配套，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国家的财税体制要调整。两个路径，一个，把地方的税权拿到中央来，第二个，把中央的财权放到地方去，使得相匹配，只有匹配的情况下，推行新型城镇化很多理念才能得到落实。所以我经常讲，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主要是解决以前的很多问题，但是要想新型城镇化，背后是需要以制度改革作为保障，比如没有财税体制改革，没有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土地制度改革，没有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你要想实现新型城镇化是很难有保障，所以我认为我们进入新型城镇化是改革问题，所以为什么克强总理也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才能变为中国经济的动力。所以要解决当前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房地产化的问题，根本还是进行改革。 (2013-7-3 10:36)

主持人： 说：好，其实李克强总理也提到，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特大城市规模无限扩大，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大的一些压力，无法去满足，无法使得城市很好的发展，达不到我们之前说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一种期许。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怎么样避免这种城市病的发展？而且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怎么样让各方面相匹配发展？ (2013-7-3 10:37)

易鹏说：首先一点，城市变大在中国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的城市有一个基本顾虑，就是集聚效应或者规模效应，就是城市，因为有人住才会形成城，有城以后才会有市，才会有产业，人口规模聚集使得城市有更大的产业，反过来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人来聚集，形成这么一个效应，所以世界很多城市都符合这个效应。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中国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以后导致了什么？就我们很多权力是放在中央，所以直接提出来是首都，而省的权力就放在省会，就导致我们行政权力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所以这两重因素一集合，使中国的大城市比例较世界更严重，发现北京、上海都两千万级别的城市，中国一千万级别的城市也很多。 (2013-7-3 10:38)

易鹏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要辨证来看，规模聚集以后有好处，能降低成本。比如北京，修条公路，就有资金回报，因为人均密度比较大。我经常讲个例子，上海两千多万人，新疆两千多万人，你想想，同样的人口，住在六千多平方公里和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投资回报率肯定不一样。那么这个经济函数角度讲，你就考虑到，就特大城市有这个规模效应，使它可持续。但是目前特大城市我们的管理水平，城市的规划水平，设计水平，或者乃至我们城市新技术运用水平，确实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比东京也好，差距比较大，对比香港也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过了极限之后，就直接导致大城市病，不宜居了，城市就让生活更糟糕了。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即使北京雾霾天气这么严重，还是每年有那么多人进入北京来，因为北京而言生活成本相对比较低，因为北京地铁只有2块钱，公交车4毛钱，还有很多补贴，但是除了房价以外。但是北京的机会和收入比别的城市高，所以尽管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挤进来。因为相对而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大家首先考虑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物质需求，而不是精神需求，只有比如说中国人均收入每个月到一万块钱，中国人均GDP已经到了欧美国家的水平，大家更多考虑生态宜居，幸福指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还有一定的时间，当然这里面两千多万北京人，可能也有10%的人有这个条件，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2013-7-3 10:40)

易鹏说：那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城市群，为什么这次新型城镇化里面提出城市群？城市群，既有大中小城市，比如长三角，上海，周边有中等的城市，比如说南通、镇江，比如说下面有小的城市，再比如说还有一些镇也成为小城市的规模。比如像湖州的德清，南京到杭州的高铁通车以后，这条线的价值挖掘出来了。这边环境比较好，如果说通过轨道交通，比如像德清现在有了轨道交通以后，到杭州十分钟，到南京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那你想想看这个空间时间，就愿意住在德清，享受山清水秀，而又能够到南京、杭州或者上海，享受大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和这种机会，他通过轨道交通就能够实现人口的宜居和城市的产业发展，相结合，那这样就慢慢分散，生活在镇上面，以轨道交通为基础。 (2013-7-3 10:41)

易鹏说：所以你看到现在长三角的轨道交通发展比较好，我昨天写了篇文章说，在城市中间修建轨道交通就能稳增长，你想想看，通过这种城市群的主体形态，相对而言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还需要很多方面的一体化做一些工作，从而使得大的同城概念同城时代的到来，这些方面解决以后，就能使得城市群发挥很好的效应，既解决规模效应，又能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使得相对均衡，这才是未来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形式。 (2013-7-3 10:44)

主持人 说：我们也刚刚聊到城镇化，聊到了城市群这样一个概念，而且我们在关注到，其实国际上刚刚也提到，比如香港，比如东京，包括欧洲，其实在很多国家包括地区，他们在发展城镇化道路当中有哪些经验，包括教训，值得我们去借鉴，包括刚刚您也提到的巴西贫民窟的现象。 (2013-7-3 10:45)

易鹏说：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洛杉矶，洛杉矶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导致美国很多城市郊区化因为我自己感觉这个地方不错，我就买一栋房子，但是洛杉矶和美国的波士顿不一样，波士顿当然是美国第一步建设的城市之一，不是机动化时代，而洛杉矶建设是跟机动化同步，所以洛杉矶公交车发展非常差，主要就是私家车，所以就会发现洛杉矶是美国最拥堵的城市，洛杉矶人均耗油量也是美国排名前面的城市，洛杉矶人心脏病发生率也是排在第一，这就是因为大家经常坐在车里面，所以你看洛杉矶就没有纽约、波士顿情况好。 (2013-7-3 10:45)

易鹏说：第二个看东京，东京都核心区就是两千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北京市面积的八分之一，大东京区就有三千四百多万人，占了整个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规模，四分之一要多的规模，它就大量采用轨道交通，直接从东京核心区出来以后，利马就接城际铁路，一下子到了村、镇、小城市，能实现城市的承载力大幅度提高。而像北京，北京你看，我们北京很多都通过高速公路和城市主干道联系，这就拥堵，尽管有些地方修了地铁，但是修了以后没有利马连接城际铁路，使得出来以后还要转乘私家车或者公交车。 (2013-7-3 10:46)

主持人 说：最后一公里。 (2013-7-3 10:46)

易鹏说：对，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我认为，应该说现在在很多城市，国外一些城市都采取了混合设施，就产城一体化，就有商业设施，有公共服务设施，适合人居住。像以前北京分得很清楚，这是商业区，这是学校区，这是CBD，这是聚集区，你混合了以后，人没有必要走这么远，也解决交通问题，不是用交通解决交通，而是要减少人流动的问题，就应该把产业和居住两个基本功能混合到一块，这么一种模式也成为世界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的一种主要方式，我们也借鉴这种方式，这是个理念问题。 (2013-7-3 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