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中国柔软的下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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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宋振峰

　　这个题目，借用了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名词，用以指整个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二战时期德意同盟意大利的南部，上世纪70年代处于美苏两大集团对峙前沿的北欧，都曾被形容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

　　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中，中国柔软的下腹部何在？是我们低下的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国家面貌有了惊人的改观，尤其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的位次不断迈上新台阶。相应地，得益于经济实力的增强，科技投入三十多年来不断加大，2008年全国财政科技投入超过2400亿元，与改革之初的1978年相比，增长了40多倍。按照国际可比口径，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与GDP之比达到了1.52:100。2009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较2008年又增长了25.6%。

　　尴尬的是，这样的投入砸下去，除了为数不多的创新外，砸出的是无数“老头乐”式的“科技成果”。我们引以为傲的不少重要发现和发明，放到国际竞争的舞台上比较，就会知道大部分属于二流或二流以下。以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为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产生的为数寥寥的一等奖，鲜有能达到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级别的。在技术发明上，据2007年统计数据，在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五大高技术领域中的发明专利，来自外国和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69%。低端技术为主导致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衡，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技术产业群所占比重极低。

　　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站起来至今，获得各类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已经达到13人。如果说日本与我们国情不同，那么我们可以与当年的苏联相比较。在艰难的20世纪20到70年代，在西方的科技封锁中，苏联仍涌现出一批璀璨的科学和工程天才，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朗道、卡皮察、科罗寥夫、萨哈罗夫……都是世界科学殿堂中熠熠闪光的明星，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工作，为今日俄罗斯打下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中国堪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

　　影响有多大？可以做一个反推，假如我们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强大的关键技术产业群，长期困扰我们的一系列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军事难题将迎刃而解。由于中国经济主要由低技术产业构成，经济优势难以转化为军事优势，因此也难以转化为战略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许多利益攸关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这事实上将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非常清楚这一点，唯独在关键技术上对我们的门越关越紧。外部引进艰难，内生能力低下，长此以往，情何以堪？

　　原因何在？是政府不重视吗？国际上很少有哪个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重视科技，这三十多年来，历任中央领导人无不大声疾呼，关于创新重要性的警醒之语振聋发聩。温家宝总理就指出，“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

　　如果把创新精神比喻成种子，它只有在肥沃的土壤和气候中才能发芽成长，而文化和体制正是培养创新精神的土壤和气候。不难发现，与科技创新同样阙如的是我们的文化创新。历来的科技强国，站在科技实力后面的是生机勃勃的文化，是社会对探索的鼓励，对失败的宽容，对知识的向往，对过度重商主义的抑制，等等。而从体制上看，目前的资源分配和评判标准弊病丛生，如：严于进而宽于出，助长急功近利而不鼓励潜心探索，偏好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偏向权威而不青睐青年才俊，等等。正是文化和体制的双重纠结，严重束缚了中国的创新步伐。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