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摘》文章：“公共外交”切莫矮子观场盲人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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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嵎生

　　“公共外交”现在已成时髦语，外交部的“公共外交办公处”不久前已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学术界也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都是好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时代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外交”？它的实质是什么？它是中国过去不懂、或者说过去没有过的一种“新型外交形式”吗？是现在才应运而生的吗？

　　前一个时期，美国有人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要运用“软实力”，我国有一些人迅速跟进，说什么中国缺少这一课，现在要学习，要赶快补上。这些人如果是不大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但说这些话的人，有不少是“明星专家学者”啊！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初登国际舞台，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新中国强大的“软实力”，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国家行为，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十多年来，中国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特别是努力“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更是中国“软实力”的突出表现。

　　同样，现在人们在谈论“公共外交”时，也出现类似的误区。有些话看似“新颖”，细一琢磨，就觉得不对劲。说中国“公共外交”现在才应运而生，是什么“新型外交形式”，似乎缺少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观。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这是中国“公共外交”非常出色的表现，为中国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和国际友好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美、中日等多国关系正常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现在人们称道的中美“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间外交”就是例证。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26个国家建立了1717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外交”一词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美国人有时也把它称之为“民间外交”。现在我们“进口”了，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要忘记，这个“版权”并不是美国独家的，也不是中国没有过的。只是时代不同了，内涵丰富、发展了。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公共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非政府组织遍及全球，异常活跃；二是各种网络如雨后春笋，势不可当；三是人民大众参与外交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中国政府有老传统，有新认知，正在努力适应和开拓，做得不错，受到民众普遍欢迎和支持，预期会做得更好，国际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从正面说，大力开展“公共外交”，首先，有利于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不是“浮肿的中国”，也不是“骨瘦如柴的中国”，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发愤图强、寻求和平与发展以及“合作共赢”)；第二，有利于学习各国先进经验和文化；第三，有利于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共识，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增进友好合作；第四，也很重要，那就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外交决策的民意基础。这四个“有利于”是“公共外交”的主要价值。

　　从反面看，“公共外交”是一场已经打响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据了解，有几个大国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拉拢甚至收买大批中外人士，有计划、有目的地在网络上与我们对阵，宣传它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歪曲中国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中俄、中印和中越关系，甚至不择手段，刺激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的浮躁情绪，误导舆论，欺蒙群众，浑水摸鱼。

　　因此，“公共外交”可以而且也应该是全方位、多形式、有大方向和针对性的，它牵涉国家形象和整体利益，也牵涉我们时代的精神。当然，我们首先要从正面看待，大力开拓。但也不能太天真，需要提高必要的警惕，认真防范；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加强正面引导。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曾意味深长地告诫他们国家的媒体说：新闻是没有的国界的，记者是有祖国的。在当今时代，我想，“公共外交”是自由的，“参与者”也是有祖国的。

　　(摘自《半月谈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