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虚夸盛行 “中国式证书”成留学申请一道坎

　　近两年，美国综合排名前10高校录取的中国学生SAT(又称“美国高考”)平均分已达2300分左右，论平均分，已比部分美国大学本土学生的SAT考分高出一二百分。“这是非常可笑的，相当于让美国人参加中国高考，结果比中国学生考得还高！”观察者说，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名校越来越重标准化考试了，以致激烈竞争之下，分数“水涨船高”。

　　尽管这是美国高校不愿承认的，但由于不理解中国文化、无法评估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中国学生申请诚信存疑、造假频出等种种因素交织，一贯标榜用综合素质考察学生的美国招生系统在中国正在变味。“不信成绩单，不信推荐信，只好依靠标准化考试”，这是个“多方俱伤”的结局。

　　眼下，美国高校、中国高中、中国学生，甚至一些正规的留学中介，都在寻找转机。

　　9月20-22日，北京一所知名高中举行了一次内部会议，与会者包括50多所中国知名高中的校长以及30多所美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办主任。他们计划建立一个“留学诚信校际联盟”，应对中国高中生留学申请的诚信问题。

　　“美国大学说，‘接到的学生申请中造假问题不少，怎么办？’中国的高中说，‘我们也很头疼，学生和家长的行为很难监管，伤害学校的名誉对我们和学生都没有好处！’”一名与会者告诉记者。

　　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国申请赴美诚信认证体系“VeriApp”一年试运行结束之际。“VeriApp”是目前唯一面向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验证体系。中美教育者此次聚首，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让中国申请留学的生态圈“重回阳光下”？

　　收到举报信之后

　　“同一个全国英语比赛会有10多个第一名，这是怎么回事？”恐怕，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了。

　　每年9月甚至更早，海外留学的申请季就开始了。它将一直延续到次年4月，高校基本完成录取工作。

　　在北京海淀黄庄地铁站的通道里，即便是普通行人，也能强烈感受到海外留学的火热：留学中介公司的“黄金案例”广告贴满了通道，诸如“送出哥大、哈佛数十名”的广告语赚足了过往行人的眼球。

　　“要把全北京城的中介送出的学生加在一起，哈佛去年不用招其他国家学生就招满了，哪有招那么多人？！”受访的一名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告诉记者。客观数字是，以哈佛本科为例，去年哈佛在中国大陆招收了6名中国籍学生和2名外籍学生，历年招生规模至多不超过10人。

　　留学中介夸大其词，仅仅是困扰这些高校在华面试官工作的开始。

　　哈佛大学一名中国校友面试官汤玫捷苦笑着说，如果按照今天申请者的平均考试分数，自己当年很可能与哈佛“失之交臂”。

　　在担任哈佛中国校友面试官前，汤玫捷也算是个“名人”。2005年，从复旦附中考入哈佛大学，她是该年哈佛在中国大陆唯一一位提前录取的中国学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她的名字和“哈佛女孩”牵连在一起——尽管她并不乐意被这种标签式的称呼捆绑，但这无法阻止外界对她的关注。次年，美国著名教育记者安·赫尔伯特历时一年跟踪这名哈佛新生的一年级生活，2007年，这篇报道罕见地占据当期《纽约时报》超过14页的篇幅。在这篇以“新教育”为题的报道中，汤玫捷被视为中国实施素质教育取得成果的一个典型。

　　从汤玫捷的经历，可以管窥美国招生系统对中国优秀高中生的态度。此后数年，随着美国“门户开放”等利好政策，中国赴美人数连年递增。戏剧性的是，汤玫捷很快加入与招生相关的工作。2009年毕业之际，回国创业的她在工作之余，义务加入哈佛中国招生团队，担任校友面试官。

　　由分布在全球的校友担任录取面试官，是美国许多高校采取的惯常做法。此举不仅可以减少招录成本，更重要的是，当地校友更理解当地文化，能更全面地评判学生素质。但很快，这群人发现，要读懂中国学生的申请材料也并不容易。

　　“同一个全国英语比赛会有10多个第一名，这是怎么回事？”“留学诚信校际联盟”的一名常春藤大学与会者告诉记者，通过繁琐的背景调查和当面交流，面试官们现在慢慢开始留意“第一名”、“一等奖”的表述，因为两者有根本性区别。“‘一等奖’的英文翻译是‘Firstprize’，根据不同奖项设置，它可以是只有一个人，也可以有十多个人；而‘第一名’的翻译是‘Firstplace’，它只有一个人。兴许是翻译有误，有些学生明明是一等奖，却翻译为‘Firstplace’。”

　　文化差异、翻译问题，令美国高校的招生人员头疼不已。

　　很快，他们开始收到实名举报信。这让他们意识到，“恐怕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了。”

　　部分举报信来自同校的其他申请者，指称某申请人在简历上造假。“当竞争变得激烈，招生办公室常会收到举报信，有些查出确有此事，这难免让人对此前的一些申请心存疑虑。”

　　“不相信”的气氛弥漫在美国高校的招生办公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