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科院金属所名誉所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名誉主席、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等。曾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我与老伴郭蕴宜合写的《寻梦》长诗中的最后两句。马不扬鞭自奋蹄，我也希望今生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我今年89岁，只要不出差，周一到周五，都会去国家自然基金委办公。每天早上8点准时离开家，下午3点返回，连去带回整整8个小时。因为找我的人太多，在家接待不方便，这样效率最高。

　　在近一个世纪里，我和同时代的科学家一样，走了一条救国、报国、强国的道路，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我的一生。

　　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我出生于河北保定北徐水县农村的书香门第。小时候经受的战乱，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9·18”事变，那时我刚上高小一年级，日本侵占沈阳的消息传来，我们全班包括教师在内，嚎啕大哭；继而就想，中国必须要强盛起来，才不受人欺侮。

　　后来，我上了保定第二师范，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学校(《红旗谱》中有描述)。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推动华北自治。当时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用大刀和日本人拼搏。有人说，日本人最怕大刀，不怕子弹，所以我上的第二师范每天早晨都练大刀，就是准备着抗日杀敌。七七事变后，很多人到了后方。因为大家都是离乡背井，所以每次唱到《在松花江上》时，大家都会失声痛哭。

　　这样的经历影响着我的一生，最终我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读大学选择了矿冶系，后来有机会出国，仍然坚守采矿冶金这一学科领域。

　　1941年我考入了国立西北工学院，毕业后在四川、鞍钢工作了两年，而后利用1946年考取的留学资格，1948年8月到了美国。在密苏里大学矿业学院，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到芝加哥附近的欧特丹大学，用两年半读完冶金学博士。攻读博士期间，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我本想博士毕业后就回国，而且当时北洋大学也聘我去教书。但因为战争的关系，美国下令所有学理工的中国留学生都不许回国，于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回国的过程也像一场战争。为争取美国开放禁令，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一方面勇敢地向美国各界人士宣传解说，集体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销禁令；另一方面设法送信回国，要求当时国内的中央政府予以协助。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我们的信成为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真实凭证。

　　一时间，这些活动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关注，成为各广播电台、报纸的热门话题。后来经过各种努力，放了第一批76个中国留学生，我是其中一个。

　　麻省理工学院导师柯恩教授看到报道后问我回国的原因，我回答说：“你们美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而中国正在建设，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回国后，我被分到中科院。当时的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先生找我谈话，他说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沈阳。当然从生活条件来讲，上海比沈阳要好，但我服从国家分配，说哪儿都行。后来我去了沈阳的中科院金属所，在那待了近30年。

　　那是我精力最充沛的30年。在沈阳，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高温合金的研究与开发。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愈高，效率也愈高。1964年，我国为提高发动机的性能，提出要搞空心涡轮叶片。由于熔点所限，高温合金不能在很高温度工作，采用通空气冷却办法可以降低叶片温度。当时我国没有制造空心涡轮叶片技术，于是金属所与设计、生产单位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承担了这一任务，不到两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只比美国晚了5年，英国和前苏联那时都还没有。我们开发的技术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了大面积推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宏观管理上。我提出了很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1984年我被调到北京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主任，一干就是12年。这期间，1986年我又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自然基金委任副主任，主管政策局和材料与工程学部。基金委初创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曾提出过多项具有开拓性的意见，并付诸实施。

　　4年以后，我和其他5位科学家共同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因为我们感觉到中科院主要面对自然科学家，而今我国重点是发展经济，主要靠的是工程师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地位亟待提高。于是我们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成立工程院，筹备小组组长是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作为副组长之一，我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94年工程院成立，选举了第一批院士，包括我们几个发起人在内，又从科学院学部委员中选出30人，成为两院院士，目的在于加强两院的沟通和联系。

　　中国工程院完全按照国外的体制运作，院长是选举出来的。我当时已74岁，被选为副院长，照现在的规定是不合格的。在这个期间，我主持了包括国家材料规划、评奖、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的建立与评估，提出国防用碳纤维生产必须立足国内。此外，镁应加速研发、大飞机立项等，我也都是主要倡导人和推动者。这一方面是由于我有高度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我有一颗永不衰退的爱国心。

　　爱国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动力，这一点我的体会最深。我现在的所有动力几乎都来源于小时候形成的爱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爱国应是整个素质教育里面的核心内容，必须从小孩子抓起，让他们熟读中国史、世界史，熟读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的理念，懂得任何一个人、一个群体，要想生存于世界，必须自强不息。(师昌绪/陈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