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唯一的外籍将军 曾三次被开除党籍

　　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将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人，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双重军籍、双重党籍的“双籍将军”。对于这个国际主义战士的杰出代表、中越友谊的传奇纽带，毛泽东是这么评价的：“洪水的性格是执着、透明的。这样的干部使用得好，是驰聘千里的骏马，否则就是爱尥蹶子的马。”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洪水将军光辉而又曲折的战斗人生。

　　“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8年10月1日生于越南河内市。1925年，遵胡志明之嘱，他与黄文欢、范文同等30多位越南革命青年来到中国广州仁兴街，成了胡志明“越南政治训练班”第二批学员。结业后，大部分越南青年回到了越南，而洪水和一部分越南青年留在广州，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这里，洪水经陈一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个月后，洪水黄埔军校毕业，成了留校工作人员。

　　1927年12月，洪水等30多位越南战友跟随叶剑英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四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他们的具体任务是攻打广州最顽固的反动堡垒---广州公安局。他们殊死激战，占领了广州公安局，释放了在押犯，其中有100多名是黄埔军校学生。这些同志获救后激动地高呼：“国际主义万岁！”

　　广州起义在强大的敌对力量包围中失败了。洪水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无法在广州立足，便去泰国协助胡志明、黄文欢等人，将在泰国的越侨青年组成“合作会”、“亲爱会”、“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三个支部和一个总支部，领导越侨开荒种植，既维持生计，又为越南革命筹措经费。

　　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将洪水密召至香港，从事香港海员工会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香港的工运工作刚刚开展，江西井冈山斗争形势吃紧，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不得不跳出包围圈，向广东逼近，并向中共两广省委紧急求援，要求输送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洪水便奉命赶到东江地区，成了新成立的红十一军三十四师连政治委员。

　　当他带领连队在东山一带活动时，看到敌人的传单上常把共产党说成“洪水猛兽”，他很生气。在一次连队军人大会上，他对大家说：“我原名武元博，中国名叫‘鸿秀’。同志们说，这是女人的名字，缺乏战斗性。说得对，改名啦！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大家叫我洪水吧！”没想到，另一位同志接着说：“我也改名，叫猛兽！”可惜，猛兽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而洪水却真的像洪水那样在革命的河道里一直奔腾向前。

　　洪水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

　　在红军队伍里，洪水从广东征战到闽西，他的职务则由连政治委员很快提升为团政委、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1932年，洪水调进江西瑞金，在何长工领导的红军学校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在这里，他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有一大建树：他和李伯钊以及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积极努力，创办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洪水对剧社工作非常热心，经常教大家唱歌、弹琴、跳舞，还与钱壮飞、李伯钊、崔音波(朝鲜人)、张爱萍、蒋耀德、铁轮等一起编剧演戏。当时，中央苏区上演过一台有名的戏，叫《上海的火焰》，反映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战事迹的。洪水和红军学校卫生所所长蒋耀德演主角，张爱萍是导演。演出十分成功，受到瑞金中央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这个工农剧社后来发展成苏区的蓝衫剧社。20世纪80年代初，原红军学校校长何长工在他家宅院的葡萄架下接受采访时说：“洪水为红军学校和苏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洪水的知名度也随着大为提高。1934年1月，他出席了在红都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时，有人对洪水的代表身份产生了质疑：外国人怎能成为中国的国民代表呢？周恩来想出了绝妙之法，让洪水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在代表名单上，洪水的名字后边的括号里写有“京族”二字。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洪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和朝鲜的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三次被开除党籍 依然矢志不渝

　　洪水在20世纪30年代，曾三次被开除出党。

　　第一次被开除出党是在1934年夏。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肃反扩大化，将洪水打成了“高级特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1935年1月，红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遵义会议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撤销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5年8月。那是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洪水跟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北上抗日。当他们行至贾曲河时，张国焘不听朱德、刘伯承的劝阻，借口贾曲河水上涨，无路可行，要率部南下。洪水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反对南下的正确主张，并与张国焘面对面地争论起来。结果，张国焘大发雷霆，一手遮天地将洪水打成了“国际间谍”，再次开除了他的党籍，还要秘密处决他。朱德、刘伯承得知情况后出面阻挠，这才使洪水幸免于难。北上延安后，党中央根据朱德等人的提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在洪水身上的罪名，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7年。1937年8月，洪水以八路军总部民运部干部的身份，来到五台地区，担任五台县四区动委会主任。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抗日救国。阎锡山的老家就在这个区的河边村。这里的经济命脉大都掌握在阎锡山的父亲和岳丈、内弟及亲信的手中。这些人对抗日救国只是空喊一通，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有枪不出枪。五台人民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洪水就发动民兵到阎锡山家中“借”了钱、“借”了枪。这就引起了阎锡山和当地封建势力的不满。阎锡山说，八路军抄他家了，没法统一抗战了，要求严加处治。1937年冬，为顾全抗战之大局，洪水被调回部队，担任抗敌报社的领导工作。阎锡山仍不罢休，当地党组织只好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了他的抗敌报社社长职务。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恢复了他的党籍。

　　烽火中的患难夫妻

　　洪水在五台县四区工作时，结识了区动委会女干部陈玉英，两人在交往中渐渐萌生了爱意。有人不解，问陈玉英：“中国人千千万，干嘛找个外国人？”陈玉英回答说：“他帮助我们革命，他领导我们抗日，为啥不能找他？”

　　1938年春节，陈玉英的爷爷替陈玉英和洪水办了一桌结婚酒，请来了区动委会几位同志给他们当证婚人。两人就此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陈玉英接受洪水的建议，更名为陈剑戈。

　　1941年8月，洪水在抗大二分校当教员，陈剑戈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队指导员。这年的秋季反“扫荡”，洪水带着本校二梯队100多名同志向唐县转移。这时，陈剑戈怀孕已经8个月了，她凭着巨大毅力和队伍一起昼伏夜行。9月4日，这支队伍行至唐县境内的鳌鱼山下，突然与日军遭遇了，地形对我相当不利，再不突围，就有覆没的危险。洪水顾及行动不便的妻子，不忍下达突围的命令。

　　在此危难之际，陈剑戈向他大声吼叫：“洪水，别犹豫啦，你不能为了我让上百号战友等死呀！突围吧！快下命令吧！”未等洪水发话，她就拉着女医生李宁离开了队伍，向相反方向走去。洪水含着泪水向队伍发出了突围的命令。

　　一阵枪声之后，山谷中终于平静了。

　　陈剑戈和李宁医生在树丛里藏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山村外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军属大嫂。刚在她家喘了口气，日军又进山扫荡了，三个女人又不得不躲进荒山野岭中。那20天里，她们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野枣，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10月的一天早晨，暴雨倾泻。陈剑戈在毫无遮挡的野地里万分艰难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实在不能动弹了，她就在泥水中躺了4个小时。对面山上的“消息树”又倒了，日军又进山了，她们三人只好抱着女婴，混在群众中向更远的深山走去。

　　10月中旬，反“扫荡”结束了。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派人找到了陈剑戈。洪水接过妻子递来的骨瘦如柴的女儿，饱含泪水地说：“你是位经暴风雨洗礼的孩子，就叫‘暴风雨’吧！”6个月后，病魔夺去了“暴风雨”的生命。

　　1943年夏，洪水、陈剑戈一同调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那6平方米的窑洞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小丰。

　　1945年8月，越共中央准备在日本投降后立即举行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国内需要大批军政干部，胡志明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协商后，决定调回一批在中国工作的越南同志。为了避免累赘，规定他们一律不准带家属小孩回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