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甲午战争：日本舰队多个指标占优

　　在大多数国人的印象中，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甲午战争，恐怕不过只是清政府近代史上遭受到的连串凌辱之一。这种印象一方面说明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采取的“脱亚入欧”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甲午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拥有的局限性。所以，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我们需要从文献当中，用数据和档案重新梳理那段历史。

　　宗泽亚先生撰写的《清日战争》正是这样一本著作，凭借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作者为我们还原了那场战争的全貌。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军力对比

　　甲午战争是清政府按照干支纪年的方法对这场战争的命名，而日本则称其为“明治二十七年战役”，欧美则普遍称为“FirstSino-JapaneseWar”，依照国际惯例，这场战争还被称为“清日战争”。尽管命名不同，但战争背后的意味在各国眼中恐怕大致相同———甲午战争就是新兴的日本为挑战东亚旧秩序而发起的一场战争。所以，甲午战争的胜利是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一个“地标”，而明治日本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正是这种崛起最直观的表现。

　　宗亚泽先生在《清日战争》中用数据来呈现这种变化。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改造旧藩阀的体制而建设“国家军队”，同时按照近代国家的理念打造陆海军。根据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已发展到6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超过12万人；在海军方面，明治20年后的5年内，日本全国各要塞装备了212门海防火炮，并花巨资购置了“吉野”号等数只大型战舰，使联合舰队的舰艇数量达到52艘，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

　　军力的快速提升，令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清日战争》对甲午战争前的两国军力做了详细对比：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他多个指标上占优。

　　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路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万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一个封建王朝对一个近代国家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无论是军队装备的差距，还是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更深层的是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认识差异。甲午战争，或者说清日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咸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

　　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在战争爆发以后，清国军队中频频出现“叶志超狂奔500里”这样的诡异事件，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内便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

　　《清日战争》指出，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万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在1877年西南战争后，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同时，在君主立宪的原则下，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

　　《清日战争》记载道，“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特别是洗脑教育尽管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但在当时的确帮助日本军队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英勇好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