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中毛泽东曾想一举除掉蒋介石(2)

　　事变发生的12日当晚，南京方面即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共中央寄希望的南京分化的局面已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当晚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一是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此同时，张学良秘密指示设法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事实上倒向了南京方面。冯部倒戈使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事变开始后就明显地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态势。

　　张学良14日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情况，说明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并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野战军应速开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付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既是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如果以为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暂勿发表”关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15日通电中的要求很明显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要激烈得多。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即要“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何乐而不为？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在南京方面与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