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长征途中的4个“最”：一封信救一个师(2)

　　战况最险：一封“十万火急信”救出红军一个师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抢渡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天上敌机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讯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点多，陈伯钧在石塘圩接到陈云的信时，红十三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指战员又饥又饿，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但和陈云一样深知兵贵神速的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十三师能渡过湘江，与陈云在危急时刻所下的“最大的决心”、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生死攸关。

　　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过江的1000余人，也陷于一片混乱状况之中。为了让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陈云会同李卓然于12月11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另行分配工作。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决定以两天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整编。通过整编，不仅充实了作战部队，也使部队恢复了严整的阵容。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大义”最“明”：遵义会议上“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唯一一人

　　在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两个多月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为尔后他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使之结束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月上旬，红军挺进遵义后，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6位委员之一，“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陈云曾在自传中写到：“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笔者查遍了遵义会议20名参会者的回忆录和自传，陈云是在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持此态度和主张的唯一一人。1983年12月31日，萧克将军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题词：“遵义会议明大义，红军长征得指南。”而陈云则是当时遵义会议参会人员中“大义”最“明”的典型代表。

　　同时，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经历，还为他后来在长征中出色地履行军委纵队政委、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政委、金沙江渡河司令部政委等一系列军职，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并得到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尽管在长征以前毛泽东对陈云并不了解，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尽管由于中央安排的特殊使命，他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6月，他奉中央之命离开红军队伍，赴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但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陈云。这足以证明陈云在长征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