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政治部

　　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从担任连队党代表到第4野战军政治委员，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初创、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在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8日，他受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后并入总政治部)部长。上任之初，总政治部机关只有一二十个干部，总干部管理部尚待筹备，其时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根本任务和职能的历史性转变时期，政治工作的任务空前艰巨繁重。面对新的挑战和考验，罗荣桓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和毛泽东提出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从组建机构、选配干部、建章立制等基础环节抓起，逐步领导建立起我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关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比较健全完善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干部队伍、制度机制和工作方法，开创了总政治部工作和全面建设至今为人称道的一个兴盛时期，为总政治部的长远建设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历史性转变中始终正确把握工作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的建军阶段，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成为我军的根本任务。正如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一开始便面临缺乏经验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发出了“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的号召。通过学习苏军，人民解放军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绩。但在学习过程中，也一度出现一些脱离我军历史特点和实际，生搬硬套苏军某些具体做法的现象，如主张向苏军一样实行“单一首长制”、把党委降格为“党务委员会”等，并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建设中一场重要争论。在推进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苏军经验，如何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如何正确认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成为我军建设中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

　　作为我军最高政治机关的主要领导，在这场事关军队建设方向的争论中，罗荣桓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注意了解掌握部队思想反映和动向，上述问题一出现就敏锐地认识到其性质和危害，并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支持下，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在复杂的情势下始终正确把握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避免了这些问题对军队建设造成更大影响，防止了军队政治工作因此发生大的曲折。

　　罗荣桓主张，学习苏军经验要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指出，应当按照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万不可像十年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认为，我们应当是以我为主，在我们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对于政治工作，他鲜明地提出：“肯定地不要学他，学了就会使我们人民军队变质。”实际工作中，他很注意处理好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但对他们提出的意见注意具体分析，对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从不盲目接受。

　　罗荣桓较早完整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重要命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模糊认识，他专门撰写发表《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指出，“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经过了无数次考验的。实践证明：有了它就可以取得胜利，离开它就要遭到失败。这些原则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绝不能丢弃这些，而另来一套。”强调，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

　　为有效统一全军思想，以权威形式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他及时提出起草新的政治工作条例的意见，并指示在总政治部成立“政治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和“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室”，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条例起草过程中，他多次抱病听取汇报，要求参加起草的同志认真研究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注意研究新时期我军的特点和发展，写出一个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军需要的政治工作条例。1954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这一条例(草案)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鲜明回答了在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对于保证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迅速组建起总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组织机构

　　战争年代，适应当时形势需要，总政治部机构一直比较小。解放战争初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总政治部机关绝大多数干部被调往东北等各战略区，留在陕北的只有几名干部，主要负责保管档案资料等工作。1946年11月后，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总政治部陆续调入一些干部，但直到1950年初，仍只设有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两个研究室和一个秘书处，总共只有一二十个干部。这与当时我军根本任务和职能发生历史性转变、开始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从相对分散转到高度集中统一的大形势显然不相适应。在既有基础上，重新组建一个机构健全、职能完备、运转顺畅的总政治部，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按照“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配各级领导干部。这是罗荣桓上任后着力抓的第一项工作。1950年，他多次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从全军各部队选调干部的意见。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军委任命曾在红4方面军、延安总部工作的傅钟和曾在红1方面军、115师、第4野战军工作的萧华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又任命曾在红2方面军、120师、第1野战军工作的甘泗淇任副主任。筹建总干部管理部过程中，建议任命曾在新四军、第4野战军工作的赖传珠和曾在129师、第1野战军工作的徐立清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副部长，之后又建议任命曾在第2野战军工作的宋任穷任第一副部长。对于机关部、处领导和其他干部的选调，罗荣桓明确要求，要照顾到不同的方面军、根据地、野战军和军区、军兵种。他说，干部工作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这样做，有利于领导机关迅速熟悉和掌握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广泛团结和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

　　适应任务需要迅速重建新建机关业务部门。在总政治部机关部门设置上，罗荣桓既注意研究我军以往的经验，又注意适应当时军队建设需要实事求是来决策。根据他与傅钟、萧华等研究并报军委批准的机关编制表，总政治部机关除恢复传统的组织、宣传、保卫等部门和秘书长系统外，还增设了文化部、青年部。之后，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专门成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恢复了敌军工作部。战争年代，我军没有统一管理干部工作的专门机构，筹备成立总干部管理部，是我军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和赖传珠、徐立清等协助下，罗荣桓把苏军经验与我军实际结合起来，顺利完成了这项使命。1950年9月4日，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在大力扩建充实机关组织机构的同时，罗荣桓强调要严格控制员额，各部处人员要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以确保机关精干灵便。

　　适时组建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罗荣桓对创办全军性报刊十分重视，上任不久就指示着手筹备。1951年4月，正式创办中央军委机关刊物《八一杂志》。1955年8月解放军报社成立，1956年1月1日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在罗荣桓和傅钟、萧华等领导下，经过紧张筹备，从1950年9月到1951年9月，解放军画报社、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后改称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文艺社、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八一体育工作队等先后成立，成为展示我军形象的“窗口”和开展政治工作的有生力量。

　　逐步建立完善总政治部正规有序的工作制度机制

　　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历史转折时期、总政治部重新组建之际，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规定，建立完善总政治部工作制度机制，对于顺利完成总政治部肩负的职能使命，提高工作质量、效率，保证全军政治工作指导及时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此，罗荣桓十分重视。上任后，他把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及机关日常办公制度作为一件大事，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从零开始，逐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