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析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

　　本文摘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

　　中国国民党从1919年开始与共产国际发生的联系，持续了8年，到1927年结束了其第一阶段。总结这8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壮大了国民党，该党人数发展到号称100万。同样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壮大，受到锻炼，党员从50余人发展到近6万名。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第二，北伐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环境下进行的，当初蒋介石主张北伐曾经遇到不小阻力，他坚持下来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也积极配合并做了许多工作。北伐使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逐渐走向权力的顶峰，在他带领下的国民党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第三，蒋介石本来就有很强的领袖欲，加上在1923年亲眼见到共产国际推崇的一党专政的运作如何有效，党首专政下的苏联，官兵百姓如何步调一致，便生出艳羡，踌躇满志，一旦时机成熟，自己也要仿效之。后来的“清党”便是他为达到党首专政而实行的。即使国民党的一些老国民党员也批评他清党“出发点的不正”，“不是立在党上来清党，乃立在介石同志的身上来清党”；批评他“态度的暧昧”，“事实的荒谬”。“个人的拥护”，“站在个人身上……弄来弄去，总跳不出个人主义范围”。

　　蒋介石有意把中共完全清除出国民党，但是他不知道究竟谁是中共，于是清党成了镇压异己，导致白色恐怖的运动，仅1927年一年，江苏、浙江等13省和东三省被杀的就有近4万人，被投入监狱的为3万多人。况且“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的政治清党，而是借军警力量进行的一场血腥的武装屠杀，故各地滥杀无辜，几乎毫无节制”。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清”，相反，其“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凡属踏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国民党员减少近一半。清党的惨烈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共产国际错看了蒋介石，后者以其实际行动表明，他既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中派”。国民党并没有因清党而强大，“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清党前国民党的100多万党员，清党后仅剩下65万。在一定意义上他对待国共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思路，导致的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第四，尽管国民党人同共产国际接触开始，就怀疑苏式理论和实践模式，认其不能运用于中国，从孙中山、蒋介石到国民党的赴苏使者，在莫斯科或在中国国内，都高唱三民主义，共产国际对此心知肚明，但囿于其“坚强信念”，一直以为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便一方面坚持改造或用“楔子策略”分裂国民党，另一方面始终希望国民党迟早会“明白”并接受共产国际道路。但是后者拒绝“明白”，最终也没有“明白”起来。共产国际的节节退让便发生在这个争取与等待的博弈过程中。

　　第五，至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他们风华年少，有美好愿望，在俄国是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俄国内战中建树战功。他们凭着对美好共产主义的憧憬，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吴廷康，如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大部分成员。然而，这些代表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因笃信而盲从而热狂。况且他们没有人在中国生活过，没有人会说汉语，想深入了解中国并把苏俄理论和革命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纯属天方夜谭。桔生淮北则为枳，他们遵循的苏俄模式在遭遇中国形势时屡屡碰壁。加上他们不可能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往往是帮了倒忙。可叹的是，这些热情家中的绝大部分回国后在1937—1938年间的苏联肃反中成了“阶级敌人”，蒙受冤屈受到杀害，即使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他们的命运毕竟是悲剧性的。

　　第六，传统的苏联史学把苏俄暴力革命当成消灭资本主义，缩短社会发展进程，跑步进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佳道路，自认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是，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说“不”的，不仅有第二国际及其追随者，不仅有当年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而且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

　　第七，国民党领导的人员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共产国际移植苏俄模式到中国的做法。老一些的如西山会议派，新起的如蒋介石、汪精卫等，均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个群体的社会或个人背景，使他们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具有自己的鉴别能力。横空出世的俄国十月革命固然一度使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在内的人感到兴奋，但经过考察和研究，特别是目睹实践情况，他们冷静下来。他们认为苏俄道路在中国“扦格不通”。

　　从孙中山开始，他们不愿意在国民党内、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制造苏式阶级斗争，不愿意自己乱自己。鲍罗廷据其划分左中右派的理论概括出的“楔子策略”无从施展。他试图使用的那个“楔子”，似乎多少起过分裂国民党队伍的作用，但是“壮大”了的左派最后也站到共产国际的对立面。严格地说，国民党内，确如孙中山所说，只有急进派与稳健派之分而已。从这个角度便容易理解，共产国际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时何以屡屡失手，鲍罗廷的“楔子策略”何以从一开始就遇到反弹，到最后完全失灵。乃至被“选作”依靠或援助对象或左派或革命者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国际的期望值形成了南辕北辙的态势，共产国际设计的政权结构：以陈炯明为中心统一中国，孙吴联合政府，孙中山国民党与冯玉祥联合政府，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联合政府等，最后一个也没有成功。

　　相反，一度得到援助和支持的人全部成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者。共产国际一度担心国民党会用莫斯科援助来反莫斯科，结果他们不幸言中。到1927年，共产国际输掉了这一盘棋。难怪美国历史学家Brabdt Conrad几十年前就说这是“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至少本书囊括的年代是这样。

　　第八，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领导人追求的是建立苏式党国制度，依苏俄红军模式建立党军制度，这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蒋介石实施的是孙中山“师俄之法”即学苏俄的“组织”和“方法”，建立起的是一个独裁政权，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政权模式。辛亥革命后出现的的国会，到蒋介石政权确立，连“名”也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灭亡早就出现了凶兆。后来中共高举民主、反蒋介石独裁的旗帜，争取到广大人民的拥护，20多年后掌握了政权。

　　第九，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无法用“对”或“错”来界定某历史事件和人物，只能冷静剖析其背景。在这个方面，若要分析斯大林的指示，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予以注意，这就是，联共(布)党内斯大林派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之间的斗争在中国问题上的反映。胡汉民访问莫斯科时看到联共两派的斗争，有过不要把中国问题放在共产国际内来搞的想法，事实证明，中国问题确实成了斯大林与反对派斗争的主要因素之一。反对派就国民党问题对斯大林的指责有时切中要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得悉冯玉祥与蒋介石联手之后的“一切决议就又着意于寻求退路和避免再遭反对派的指责，以抚平党内对其路线的失败做出的反应。[1927年]6月的最后几个指令劝中国共产党寻求退路，不过同时还是重复旧有(土地革命等)的方针，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已经为后来莫斯科对武汉政府和中共领导的指责埋下了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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