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揭秘与苏联顾问决裂：蒋遭辱欲自杀(2)

　　蒋介石“蒙羞”欲自杀

　　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 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场“鸿门宴”。宴会之后，蒋介石记道：

　　晚， 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蒋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

　　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7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蒋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主张。

　　18 日，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

　　余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蒋介石日记》，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蒋介石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

　　余既不能为国雪耻， 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诚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0 日)

　　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且鲍的背后的苏联援助也是蒋所需要的，以蒋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是自寻死路。所以蒋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敢怒不敢言，“消极异甚”，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以死来“唤醒”国民党人的觉悟。

　　然而，蒋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犹豫彷徨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支持。1月27 日，蒋介石不顾痢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提出，“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然而，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认为驱鲍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 两天后， 蒋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极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9 日)

　　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30 日)

　　这里“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驱鲍”关系的认识，即驱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惜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鲍举动：“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适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即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 月1 日，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宁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驱鲍)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