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潜伏名将廖运周:淮海战役“坑”老上司黄维(3)
三
离起义还有两个小时,为预防万一,廖运周又一次跑到黄维那里,再给他送去一颗定心丸。黄维一见廖运周,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其派出去的人侦察到的情况和一一○师的准备情况,廖运周说:“我正要向你报告,我们发现敌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黄维觉得自己的决策很英明,也觉得选准了突围的先锋,哈哈大笑起来。他顺手拿出了一瓶酒,对廖运周说:“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特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说着,黄维又转身对一旁的韦镇福说:“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敬廖师长一杯。”
看着出发的时间快要到了,不便久留,廖运周在回敬了他们一杯酒后,又向他们敬了个正规的军礼,随即便告辞了。黄维一直把廖运周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了握廖运周的手才回去。
1948年11月27日晨6时整,一一○师(欠三二八团)5000余人,冒着淮北平原的寒风,准时集结在双堆集附近的周庄、赵庄,按照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由于起义前的动员和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在从双堆集到目的地吴大庄、西张庄的15公里的行军中,尽管各营的报话机都开着,却没有发生泄密现象,也没有开小差和掉队的。黄维对一一○师十分放心,不时地询问一一○师进展情况,廖运周则不断向其报告“突围顺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小时后,报话机中传来的黄维呼唤有了些异样:“长江、长江,你们到了哪里?”廖运周赶紧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上午9点多钟,4架国民党飞机呼啸着飞来,在一一○师头上来回盘旋。廖运周考虑到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地带,还要继续迷惑敌人,遂命令各连都按照预先规定的联络信号,把布板架好,告诉这些飞机一切“正常”。几架飞机发现信号后,俯冲下来几次就飞走了。一一○师有惊无险,而黄维也彻底打消了疑虑。
就这样,在浓雾笼罩的田野上,起义部队胳膊上扎着白布,由解放军派来的联络员武英带领,在解放军密集的枪炮声掩护下,迅速通过了包围圈,到达集结区。一一○师起义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场起义也成了黄维兵团被歼灭的转折点。
就在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王近山一起庆祝的同时,黄维等人还信心十足地等待廖运周胜利的消息。而当廖运周战场起义的消息传到黄维的指挥部时,黄维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反应过来,大骂廖运周不讲义气,是党国叛徒。他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自己眼里忠勇的国民党少将师长竟会是要将其送进解放军俘虏营里的共产党人。此时的黄维更是异常悔恨自己在廖师出发前为其配置了众多的坦克、榴弹炮等重型武器,将那么多的精良武器都送给了对手。
黄昏后,在黄维命令下,国民党军派出大批飞机进行报复。敌机在一一○师宿营地附近扔下了大量炸弹,所幸我军早有防备,并无大的伤亡。黄维的这一行为愈加增添了起义官兵对国民党军队的痛恨,而当晚解放军纵队政委王维纲在代表刘邓首长前来看望廖运周等全师官兵的欢迎会上的一句“这次战场上英勇起义,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你们”,使得一一○师数千官兵激动得泪流满面。
一一○师起义后被编为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廖运周继续任师长,从此结束了其长达20余年的“潜伏”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先后担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党组副书记)、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而成为我军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潜伏将军”。
而一一○师起义后不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部队便对被围困在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将其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共11个师10万余人全部歼灭,黄维本人亦被俘获。被俘后,黄维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接受改造。黄维之女黄慧南曾回忆说,刚开始黄维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为了显示自己“将军”的威严,他在战犯管理所里一直挺着腰杆走路,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
对如此“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党和政府没有放弃,而是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据黄慧南回忆说,刚被关进去时黄维得了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出现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恩来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政府不仅让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过来为他会诊,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后来,黄维以研究“永动机”为名拒绝思想改造,但党和政府还是尽力满足了他的要求,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黄维研制“永动机”,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甚至抽出时间亲自审阅了他的设计图。
眼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待自己如此真诚,固执的黄维逐渐被感动了。“他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当时,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可以去香港,甚至还可以给足路费去台湾。但黄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此后,黄维工作努力,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3年,他还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
人生有时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廖运周与黄维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一一○师起义后,他们还能再次见面,不过,那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而且两人的身份都和以前大不相同。那次见面时,黄维已经是认真接受教育、完成思想改造后的国民党战犯,廖运周则由黄维的部属变成了民革中央和台办的领导。当时,分别了几十年之久的两人见面后有感于人世的沧桑,皆唏嘘不已。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起,一直到遭遇,到生活,整整谈了好几天。昔日的恩恩怨怨,在这真诚的交谈中,皆化作消逝的云烟。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得知噩耗后,廖运周甚感惋惜,老上级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恍若在眼前,他忍不住慨叹人生的短暂。7年后,即1996年5月11日,廖运周亦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黄维与廖运周长达数十年的交往,至此潸然落幕。(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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