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孙中山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合作与摩擦(2)

　　与鲍罗庭的“蜜月”时期

　　由于列宁病重，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斯大林对马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极为不满。共产国际奉命停止了马林在中国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逼迫马林离开了中国。

　　在这个真空期，孙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沟通。1923年8月，孙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蒋访苏还未回国，斯大林就派自己的亲信鲍罗庭带着巨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的高级顾问，同时兼任共产国际最高代表指导国共两党，监督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鲍奉斯大林之命改变原来马林方针，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事北伐的积极性，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国民党创办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积极推动北伐。

　　孙中山喜出望外，积极响应，在鲍罗庭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来帮助国民党的，并且是“遵守国民党党纲”的，以此压服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绝大多数元老派人物。从此，共产党在建立、整顿、壮大各地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国民党员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共产党的力量。

　　在遗嘱和遗书中强调民主、爱国与平等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政权，拥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北上，发表宣言：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接受中共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是的主张。但是，他到北京时，由于绕道日本，一路劳累，生病不起，再加上北京政权已经落到军阀手中，他的主张受到抵制而愤慨，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在去世前，坚持在《孙越宣言》中的立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但他深知当时国民党的生存与发展，还离不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此，他对守候在床边的鲍罗庭与宋庆龄托付了遗嘱和致苏俄的遗书；在弥留之际，还仿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但在遗嘱中，却强调了“民主与爱国”，与外国的“平等”关系。在国事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地位之自由平等……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必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继续努力。在《致苏俄遗书》中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愿表示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充分表现了在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上不卑不亢的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独立、民主、强盛的中国而奋斗。他在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曲折关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因需要对方援助而损害党和民族的利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林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