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任职：从新军列兵到共和国最高军事统帅(3)

　　红1军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0年6月，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共红军第4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闽西长汀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整编问题，决定将红军第4军、第6军、第12军整编为红军第1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1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会师后，两个军团的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1军团、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召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周恩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第1号通告，宣布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9人为委员建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2月，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的任务。

　　为了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1931年5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组成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组建最高军事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红军的作战和建设。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朱德、王稼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15人为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并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统一称中央红军，直接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5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毛泽东不再兼任此职。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于6月中旬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鉴于在后方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25日，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7月29日，针对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8月8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命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特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