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早年抗日经历：怒斥国民党顽固派遭绑架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汪道涵因提纲极具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而载入史册。他的一生，爱国爱家，心系故土家园，情牵海峡两岸……

　　澎湃热切报国心

　　汪道涵，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现明光市)明光镇，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思想进步、开明、为人正直，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

　　汪道涵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慧好学，在父亲创办的明光小学和初中读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汪道涵和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十几名青年学生上街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1931年10月，上海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消息传到明光，汪道涵、秦其谷带领十几名青年学生扒火车到南京参加了这次请愿示威。同年底，汪道涵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录取。1932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1933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捕入狱，他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军警斗智斗勇。1934年1月，经营救出狱。汪道涵回到明光镇后，通过父亲的关系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期间，他团结家乡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组织青年读书会，成立街头演出队，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春，汪道涵得到汪氏族人的资助，再次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正值学校放暑假返乡的汪道涵与数名有志青年商议，很快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同时还决定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军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抗日快报》一出版就很受欢迎，迅速成为当地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刊物。为壮大革命力量，汪道涵决定成立明光镇临时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并先后发展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5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与上级组织联系，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中共明光临时支部还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上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得到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的纷纷响应。汪道涵、秦其谷等用募捐来的钱款购来棉布和棉花，请明光镇上的热心民众缝制成棉背心。仅一周时间，他们就制成了2000余件棉背心送往南京。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汪道涵全家紧急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汪道涵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汪老先生夫妇目睹日本侵略者蹂躏国土义愤填膺，积极支持儿子的想法和革命行动，决定携带全家大小一起奔赴延安。汪道涵还建议父亲多带一些人走，至少把自己的几个好同学同时也是新发展的党员带着，汪父欣然同意。10月10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北上奔赴延安，完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汪道涵也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又担任了团领导职务。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时，程启文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战地服务团协同各团政治处、民运部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同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服务团的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成功，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程启文任司令，汪道涵任副司令，郑时若任参谋长。先遣队建制不久，改为正规游击团，程、汪等都返回战地服务团工作。此外，汪道涵还在舒城深入晓天、三元观一带，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防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巡逻队和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同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经六安张家店、肥西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等地，穿越淮南铁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于1939年2月18日到达肥东重镇梁园。2月22日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