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苏联联系：尽力援助红军(2)

　　张学良特殊的情报来源于驻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他作为张学良安置在莫斯科的关键联系人，究竟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如今已经难见电报档案。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此，莫斯科与西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但对莫德惠来说毫无困难，目前有确凿证据表明莫德惠起码有两次从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见于蒋介石得到的密报之中。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此时的莫德惠显然是为了向张学良面陈苏联最新的联蒋政策。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张学良与苏联这种极为隐秘的关系，对研究西安事变，特别是研究张学良当时的行动极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汇报后实施了三项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通道，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度，又能直接从苏联得到第一手情报，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全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莫德惠究竟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同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良随后采取的三项重大措施中加以确认。

　　一是迎接叶剑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让他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生’的生活。”(《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叶剑英的到来迅速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尽力援助红军。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英告诉张学良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有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10月7日，叶剑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38页)11月5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4页)张学良的“无不尽力”标志着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全力“驻蒋”。10月29日，叶剑英与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劝蒋的结果，其中提到“有主驻蒋说”。(《西安事变新探》，第283页)有学者认为“驻蒋”是“捉蒋”的谐音。其实所谓“驻蒋”，就是驻留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步伐而已。当时国共双方的和谈已经很有成效，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但意想不到的是“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毅(张学良)之估计正(蒋介石)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0页)因此，当时认为蒋介石只是“先打而后和”的张学良决不可能就此产生“捉蒋”的念头，而劝阻蒋介石进攻倒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驻蒋说”标志着张学良阻止蒋介石内战脚步的决心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莫德惠在关键时刻的回国，使得张学良起码发生了两大变化：联共、援共升级；反蒋变“驻蒋”。这就足以表明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的汇报后不仅完全确信联俄联共政策的正确，还完全确信蒋介石必然也会顺水推舟，迟早实施联俄联共的“后和”。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经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