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军四渡赤水胜因：贵州省工委获敌电报密码本(6)

　　“我名字叫潘汉年”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召开了遵义会议，部队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林青当时正在那里，他急切地想找到党组织，找到可以证明他党员关系的人。但是他连红军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也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林青知道党组织近在眼前，却不知道该如何相认。

　　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了一个老熟人——在上海英租界监狱的狱友，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吴亮平。此时的吴亮平，已经是红军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

　　这是林青短暂的人生中最重要的“偶遇”，只是两位当事人都已过世，见面的细节已经不可考。可以想象的是，林青在遵义街头见到最熟悉的革命同志时，该有多么的激动。

　　经过吴亮平的引荐，林青见到了时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化名罗迈)。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建立毕节党支部以及在贵阳开展的工作情况。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贵州共产党员以及他所介绍的贵州党组织的情况让人大感意外。按照中共中央掌握的情况，贵州当时应该是没有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就连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回忆文章中也认为，贵州当地“没有什么革命运动，群众基础十分薄弱”。而在中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贵州竟然已经出现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并且自发成立了党支部。

　　经吴亮平证明，林青的党员身份得到了确认。李维汉马上把林青和贵州党组织的情况汇报中央。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这是红军长征中批准建立的惟一一个省级组织。23岁的林青，恐怕是当时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长征途中，形势紧迫。刚刚产生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马上就领到了任务。李维汉告诉林青：中央将派一名叫杨涛的代表到贵阳，要贵州省工委负责护送转移去上海，一定确保安全。

　　林青领了任务，急匆匆回到贵阳。他把护送杨涛的任务交给了秦天真，就转头返回遵义——那是中央委派他的驻地，作为中共遵义县委书记的他，以后将主要在那里开展工作。

　　1935年2月的一天，设在贵阳地下党员夏之纲家的秘密联络点来了个三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

　　按照李维汉和林青商定的接头暗号，秦天真和这名男子接上了头。来者就是中央委派的代表杨涛。

　　杨涛和秦天真互相做了自我介绍，还没有谈到如何去上海，他先向秦天真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党中央急需一份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密电码、飞机联络的识别标志，你们设法拿到这些东西交给我。”

　　随后，二人商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暗号，便匆匆分手。临别之时，杨涛忽然告诉秦天真说：“我名字叫潘汉年。”

　　秦天真当时并不知道潘汉年是何许人也，只是觉得这位同志把真名告诉了自己，显然是对自己十分信任了。直到许多年后，秦天真才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在中共秘密工作中的分量。

　　“实际上，中央是要派潘汉年到上海去找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内容，所以潘汉年此行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但是潘汉年本人不懂贵州话，贵州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中央要求贵州省工委护送潘汉年去上海。”叶江华介绍。

　　而潘汉年带给贵州省工委的紧急任务，正是当时中央急需的情报资料。叶江华说，遵义会议之前，红军的处境十分被动。这除了军事指挥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国民党的飞机能实施空中侦察，红军的行程完全暴露在其监视之下，而红军不仅对敌人的情况不了解，甚至没有一份像样的地图。进入贵州之后，红军参谋部的行军指南竟然是中学的地理课本。

　　秦天真马上行动起来。党中央急需的军用地图、国民党军队密电码、飞机联络的识别标志等情报，对贵州省工委来说不是难事。这些都在他们发展的秘密党员黄大陆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