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神琴”历经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辗转苏联

　　牛畅与白云娥金婚合影

　　牛畅（右二）与大别山文工团战友们合影。图中牛畅拉着自制的小提琴，身旁战友拉的大提琴也为牛畅亲手制作。

　　牛畅（左一）与时乐濛（中）在大别山看望老乡。

　　眼下，一些文艺名人的“八卦”“花边”愈来愈多，其目的在于夺人眼球，却让受众的阅读不经意落入迷惘。万不可忘记的是，文艺名人的生命本体是“创作”和“作品”。今天，我们重磅登载老一辈艺术家牛畅的人生故事，既是对我军文艺工作优良传统的彰显弘扬，也希望引导大家多去关注艺术家的创作和作品，共同耕耘一片清雅高洁的艺术繁荣之地。

　　——编 者

　　【1】北京东城区一座古朴的院落里，住着一位年近九旬的传奇老兵，他的胃是异位的,肾是单个的，两个异常器官集于一身。他12岁从军，彭老总曾为他击掌叫好。著名音乐家时乐濛赞他，有一颗艺术的心灵。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名医生，退休后参加了一个老战士合唱团，他告诉我合唱团的团长叫牛畅，是位老八路，离休前曾担任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牛老可是个“神人”，不仅有传奇的人生经历，从医学的角度讲，他也与众不同，他的胃是异位的，贲门向右、幽门向左，他只有一个右肾，这种两个异常器官集于一身的现象是极其罕见的。更让人惊讶的是直到67岁那年，他才在一次体检中偶然发现自己这一天生的特异。

　　听了朋友的讲述，我带着好奇去登门拜访牛畅。这位年近九旬的神奇老兵住在北京东城区一座古朴的院落里。那天上午，鹤发童颜的牛老手杵着一根手杖，与战争年代就结为伴侣的白云娥大姐，在门口迎接我。简朴的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书法作品，那是由郭沫若题写的毛泽东诗句集联“喜看稻菽千层浪，跃上葱茏四百旋”。牛老告诉我：“那是196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周总理和郭沫若等领导来观看空政文工团创作的歌剧《江姐》。当时我担任空政文工团主管创作的副团长，演出结束后，在后台我向郭老介绍起歌剧《江姐》的创作过程，郭老说：‘牛畅啊，听口音你可是个北方人，怎么对我们四川那么感兴趣呢？歌曲《下四川》是你写的吧？那可是地道的四川味、四川腔，我也会唱。我这个四川人要好好谢谢你呢！’第二天，郭老派人给我送来了他连夜写的这幅字。‘文革’时，我蹲了‘牛棚’，家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遗失了，唯有这幅字我托人送回了老家，才保存到今天。”牛老对我说，人老了总爱怀旧，其实这“旧”里面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在战火中磨炼出来的情感，让人总也忘不了……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1938年秋天，我刚满12岁，陕西省大时代剧团来到我的家乡宣传抗日，并招收小演员。因为恨日本鬼子，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和村上的8个小伙伴一起报了名。我记得，临走时，父亲爬到山上，摘了一篮子我爱吃的酸枣，母亲把家里舍不得吃的一点荞面烙成十几张薄薄的饼子，用头巾包好，系在我身上。上路那天，父亲牵一头小毛驴，让我骑在上面，送了我好远。分手时，父亲对我说：‘娃呀，好生跟着队伍去打鬼子，死了也莫回家。’参军不久，我便被送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山西设立的一所分校学习。入校时还进行了考试，就是让我先唱一首抗日歌曲，然后背诵一遍《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那时小，脑子好用，虽识不得几个字，可背上几遍也就记住了。考官是个女红军，她问我：‘小鬼，你怕死不？’我告诉她：‘不怕！死了也不回家！’在学校，我们学习唱歌、演戏、舞蹈。我学会了《红军舞》《冲锋舞》《奋起抵抗舞》等十多个舞蹈。印象最深的是《火把舞》，我特别喜欢这个舞蹈，动作简单、刚劲。演出之前，每个小演员手持两根短木棒，棒子头缠上棉花，用细铁丝捆好，再在煤油桶里蘸上煤油，然后点燃上场。有一次我们到太行山一个小村里给八路军总部演出。台下坐着彭德怀、左权等首长。演出时，我和小伙伴们在急速翻滚中，竟将火把上带着火星子的煤油甩了首长们一身一脸。我们都吓坏了。彭老总用手扑打着身上的火星，抹去脸上的煤油，不仅没有责备我们，反而站起身大声喊道：‘跳得好！小鬼！’还领头给我们拍起了巴掌。”

　　“1942年春天，我调到太行山八路军第三军分区前哨剧团工作。那时剧团全是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小子，大家一起跟着部队行军打仗。为了保护我们，上级专门抽调了一个班的战士跟着剧团。有一次，剧团在离前线仅1里地的小村庄里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小放牛》，我扮演剧中的那个小女孩，化好妆，上场刚唱了几句，一队鬼子就打了过来，我来不及卸妆，被两个小战士拉上拔腿就跑。六七个鬼子在后面叫着、追着，子弹呼啸着从脑瓜顶上飞过去，我们一口气跑出四五里地，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两个小战士就对我说，‘牛子，你赶紧跑吧！’说完他俩回过身就朝着追赶的鬼子迎了上去。鬼子围着他俩拼起刺刀，我抄起一块石头冲了过去，一个小战士大声叫着，‘牛子，别过来！快跑啊’……”

　　“太阳落山了，那两个小战士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听人说，他俩全牺牲了，身上被鬼子的刺刀捅成了马蜂窝。从那以后，我一下子像是长大了好多，朦朦胧胧中总觉得我在这人世上欠下了什么；朦朦胧胧中又领悟出这队伍里除了演戏、打鬼子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去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牛老淡淡地述说着往事，他摘下眼镜，浑浊的眸子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著名音乐家时乐濛曾撰文谈及牛畅，“我与牛畅同志相识于1949年初，他当时所在的文工团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唯一一支文艺队伍，吃了很多的苦。我们一起组建了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文工团，跟着刘邓大军渡过长江，一直南下到四川。在战火中，我们合作创作了中国十大新歌剧经典之一《王贵与李香香》。牛畅性格倔强执着，他追求真理，从不向错误妥协。他厌恶虚伪，不善逢迎，有着一颗艺术的心灵，这心灵中掺不进半点有污染的沙粒。”

　　【2】在前苏联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把由中国人制造的小提琴，产地太行山，制造者牛畅。小提琴记载着那个烽火岁月中，我军老一代文化工作者，以硝烟战火为舞台，以战斗生活为旋律，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峥嵘往事。

　　1955年，文化部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一期“老干部进修班”。老干部们大都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文艺战士，这些习惯于在行军途中创作节目，在炮火声中搭台演出的“文艺战士”，坐在了高等学府的艺术殿堂。他们从学习西洋音乐艺术理论开始，读起了“蛤蟆骨朵儿”般的五线谱。作为学员的牛畅学得认真刻苦。

　　一天，上乐器理论课，音乐教授讲起了小提琴。教授从小提琴的构造和地位开始，一直讲到300多年前意大利阿马蒂家族制造的“瓜尔内里”世界名牌小提琴的完美音色。教授还强调，新中国诞生以前，中国尚无制造小提琴的历史……

　　课讲完了。教授起身要走，却见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牛畅。“怎么？你有什么不明白吗？”教授关切地问道。牛畅说：“您讲得非常好，我还没听够，只是……”他欲言又止。

　　“你尽管说!”教授鼓励牛畅。

　　性格耿介的牛畅直言道：“您刚才说中国没有制造小提琴的历史，可我就做过，是抗战时在太行山上。”

　　教授大为吃惊，听牛畅讲起了往事……

　　那是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牛畅在八路军太行军区领导的前哨剧团当宣传员。为了更好地鼓舞部队士气，军区首长决定在剧团里建立一支乐队。17岁的牛畅荣任乐队队长，全部家当是“一二三”：一副锣鼓、两副快板、三支竹笛。队员每人每天还要挖8斤野菜，解决饥饱问题。困难面前大家没有退缩，牛畅和他的伙伴们用罐头盒、炮弹壳、蛇皮、蛤蟆皮、猪尿泡、电话线等材料，先后制成了二胡、京胡、三弦、月琴。这些土乐器尽管音色不尽如人意，但演奏起来也是声震八方。这一年，军区各文工队联合排演话剧《前线》，牛畅的土乐队也派上了用场。但话剧中有一段战士拉小提琴的情节，因没有小提琴，表演者只好站在舞台上空手比划。

　　一天，兄弟部队的一支文工队来太行山慰问演出。牛畅第一次见到小提琴，一下便被那神奇的音色、丰富的表现力所征服。他一遍遍抚摸着小提琴，恨不得一把将这家伙夺为己有，但怎么可能呢？第二天，他借来小提琴，用白布床单，比照着提琴各个部位剪出了一个小样，接下来开始了艰辛的制作。他从老乡家找来几块梧桐木、槐木和枣木，带在身上。行军打仗的间隙，他便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雕刻起来。枣木很硬，四个琴弦钮他整整刻了一个月，手指头被小刀一次次划出口子。琴身做好后，他找来几根不同粗细的日军电话线，剥去线皮，做起了琴弦。他用粗的钢丝做A弦，细的做E弦，细钢丝上缠上一层铜丝做成D弦，再在粗钢丝上缠上一层细铜丝做成G弦。琴弓上的马尾是他趁马夫不注意时，偷偷从司令员那匹枣红马的尾巴上剪下来的，为此他还被马夫罚演了小节目：用京胡拉了一段西皮流水。半年后，小提琴终于做好了，他又弄来一缸子土桐油，用牙刷仔细地给提琴抹上了一层桐油。最后，他还为提琴亲手缝了个琴袋。当牛畅第一次操琴为大家演奏《在太行山上》这一雄壮的抗战歌曲时，他和战友们都落泪了，随着琴声他们引吭高歌：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战友们给这把诞生在太行烽火中的小提琴起名为“太行山牌”。牛畅把这名字镌刻在了琴身上。

　　解放战争时期，牛畅先是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任宣传队长，后调到纵队文工队担任队长。1947年8月，牛畅随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他率领50余名文工队员在大别山里开展群众工作。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除了身上的乐器，还人手一把枪，随时与前来围剿的敌军作战。一次战斗后，整理战利品时，牛畅看中了一个装罐头的铁皮箱，他琢磨着，要用它再做一把大提琴。他将小提琴尺寸放大，把铁皮桶裁剪成形，找到一个小炉匠焊。小炉匠整整焊了一天，也搞不清焊的是个什么东西。焊好后，牛畅给了小炉匠一袋小米作为报酬。大提琴的制作比小提琴更为困难，弦轴和琴弦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又舍不得丢，他用绿帆布把大提琴包起来，扛在肩上行军。有一回竟被敌侦察兵误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宿营时，敌侦察兵扮作老乡抵近侦查，牛畅发现是敌人后，率领队员将敌俘获，敌人到最后也没搞清布袋里装的是啥家伙。

　　一天，牛畅率队行军来到一个小镇，恰巧遇到一家有部小车床的铺子，牛畅请老乡旋出了大提琴的琴轴。后来他又搞到了一捆军用通信线缆，正好用来做大提琴的琴弦，就这样在行军打仗途中完成了大提琴的制作。大提琴做好后，牛畅与战友们特意在一家小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并写上“大别山文工团乐队阵容”。

　　解放战争后期，牛畅所在的“大别山文工团”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文工团。他们带着这些自制的土乐器，奏着战斗的旋律，走出了大别山，跨过了长江，一直进军到大西南。在重庆，文工团缴获接受了一大批西洋乐器，足足有百十件。牛畅把乐器整齐的摆放在宿舍里，摸了又摸，爱不释手。这时，一支地方部队的文工队队长找到牛畅，恳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支援一批乐器给他们。新乐器舍不得给，太行山、大别山带来的那些土装备又在感情上难舍难分。可经不住人家的几回央求，牛畅一狠心把自制的那批土乐器连同小提琴一起送给人家。临别前，牛畅来到一家照相馆，与心爱的小提琴留下了一张合影，从此天各一方。后来，这把“太行山牌”小提琴，跟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一次慰问苏军援朝飞行员的演出后，被当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珍贵礼品送给了苏军。“文革”前夕，军事博物馆曾派人登门找到牛畅，详细了解“太行山牌”小提琴的制作过程和下落，翻拍了一些历史照片，以便寻回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可惜未能如愿。

　　多年以后，牛畅在太行山的老战友，原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关富生，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关富生访问前苏联时，在莫斯科革命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了那把“太行山牌”小提琴。像听到了失散数十年游子的消息，牛畅热泪盈眶，他多想见到她，摸一摸她那土桐油刷成的躯体，一刀刀刻出来的琴轴，一丝丝缠绕出的琴弦，情里、梦里呼唤着她……“太行山牌”小提琴，何时能够回到你的家乡，回到孕育你的太行山，回到你亲人的怀抱……

　　牛畅那一代人民军队的文艺工作者，经历了独特的岁月：两只瓦罐盛着桐油吊于舞台前的灯光，炮弹壳、铁桶、电线制成的乐器，绝无做作与矫情的战斗生活的演出，充满崇高理想和乐观主义的放歌，这些不仅永远珍藏在那一代人的心中，也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带来了一缕久远而却又清新的气息。

　　【3】新中国成立25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牛畅出席国庆招待会。这位成长于士兵的艺术家，曾创作出歌剧《王贵与李香香》《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紧扣大时代脉搏的力作。他的千余首音乐作品中，有100余首是写给孩子们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经受着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施压。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可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凋谢一时稀”。严酷的现实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赋予了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我们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一天，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叫来主管创作的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牛畅，一见面便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一阵重炮，“我告诉你牛畅，现在的局势很严峻，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地老是唱些有气无力的歌。我们空军要带这个头，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牛畅心里明白，这个以严厉、果敢、好胜著称的将军，是在给他下了一道战斗的命令。他必须往前冲，就是头破血流也要完成这命令。回到团里，牛畅立即召集创作人员做了研究，决定由他牵头组成一个8人创作组，去执行这道“命令”。创作中，牛畅提议，作品应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该剧的基本结构是把秋收起义到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中流传较广、代表性强、富有时代气息的革命歌曲，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该剧的艺术表现手法应考虑到群众的欣赏习惯，采用有歌有舞，以舞说歌的形式。创作方案定下后，经过近1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他们拿出了4万余字的剧本。剧本分9场16景，共计19个组舞、46首歌曲。剧本的音乐编辑为牛畅、朱正本、姚学诚、陈杰四人。牛畅亲自为剧本中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七律·长征》等四首歌曲谱了曲。之后，牛畅又率领近300名演职员投入到异常紧张的排练中。这里需要补充的一件事，那首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十送红军》，正是出自这次创作。

　　3个月后，刘亚楼从外地打来电话。牛畅报告说，任务已按期完成。正当刘亚楼准备回京观看演出时，不知是谁到一位领导那里“告了一状”，说牛畅好大喜功，搞了一个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歌舞，叫什么《光辉的历程》。那领导一听火了，当即让那人传回话说：“告诉刘亚楼不要出这个风头，你们懂什么‘历程’，搞什么大歌舞。”听到传话，刘亚楼很为难，便委托空军一位领导先去看彩排。这位领导到排练场一连看了6个晚上。他最后拍着牛畅的肩膀说：“这个作品太好了！我看没问题。不过《光辉的历程》这个名字是否可以改一下，你们定好了。”牛畅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将《光辉的历程》改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两天后，刘亚楼来到剧场，看完演出说了两句话，“鼓舞人心，必定成功！”并指示牛畅带团先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他们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剧名发布了广告，一上演便轰动申城，一演就是两个月，而且是场场爆满，他们载誉而归。在北京公演后，更是盛况空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作品，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部剧拍成了彩色电影。不久，周总理看了这部被拍成电影的作品，指示要在全国放映这部片子。

　　人们或许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却很少有人知道《东方红》正是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基础上改编发展而来的。《东方红》的艺术构思、表现形式和大部分音乐舞蹈，借鉴采用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其中，牛畅为毛主席诗词谱曲《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两首歌，也被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采用了。

　　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之后，1965年，牛畅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率创作人员赴越南，在战火硝烟的前线，历时两个月创作了一部反映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长山火海》。这部作品在北京公演后，得到了热烈反响。周总理曾两次到剧场观看，并亲自主持演出后的座谈会，对编创人员的辛勤劳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前夕，一份党政军和各界人士出席国庆宴会的拟定名单，被呈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此时的周总理已身患癌症，病重中的他伏案审阅起每一个名字。这位善良的老人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把谁漏下，他想让每一颗饱经磨难的心灵在这欢庆的国宴中得到一点慰藉。他的目光移向了部队文艺团体代表的拟定人名上。由于领导创作《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又承担了周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创作歌舞剧《长山火海》，周总理记住了这位军队文艺工作者牛畅。他在牛畅的名字下面用红铅笔重重的画了一条线，抬起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道：“这个人我熟悉，搞大歌舞的，要有他。”

　　翻阅牛畅的简历，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与我军的文化工作结缘相伴。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牛畅先后担任川东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川东行署文工团团长、四川人民剧团副团长，西南军区歌舞团团长。1956年，他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修班，毕业后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等职。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牛畅不忘艺术创作，他始终觉得文化艺术比地位、名利更有价值，能够承载起人的一生。那部在战争年代，他与时乐濛合作，根据作家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诗歌作品改编的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仅排在歌剧《白毛女》之后，被列为中国《十大新歌剧》之一，至今还不断复排。

　　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家的牛畅，先后创作了1000多件音乐作品，其中在全国全军获奖的作品就有90多首，可谓硕果累累。在采访中，我曾问牛老：“您作为一位老艺术家，怎样看待艺术与人生？”牛老对我说：“人生其实就是一门艺术，通俗与高雅要相得益彰，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自己带来身心健康，给别人创造身心健康。”牛老还特别提醒我说：“千万不要称我是什么老艺术家，如果论老，充其量我就是一个老兵。”

　　我打开厚厚的一本《牛畅歌曲选》，看到500多首选入的歌曲中，有105首是写给孩子们的。由老伴白云娥作词，牛畅作曲的《打花巴掌》，节奏轻快、曲调清新、民族味浓厚，被选为世界儿童歌曲优秀作品之一。还是由他俩合作的《我们的生活多么好》更是以曲调短小、情感真挚的特点，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创作一等奖。这首歌还被列入幼儿园教学大纲中。从这些儿歌中，我看到了一位耄耋老人不泯的童心，也看到了他艺术生命的延续。

　　一下午的采访结束了，我走出这座小院，置身繁华热闹的街市，看着身旁匆匆过往的人群，想起了一位哲人曾说过的话：“老年人得到别人的尊重似乎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年轻人虽然也预享有名誉，但那名誉还未经实践考验；因此他们的名誉是信用贷款。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在一生中，他们已经通过行为证明了自己仍然保有名誉。”　　本版照片晓赋提供 -李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