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中国会有更强军力 中美军事合作不易(2)

　　环球时报：如您所说，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发展和强大。那么，美国战略学界如何看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

　　倪伟立：如今中国和美国都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一方面，美国面临比中国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彼此又有很多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商务等各方面。这种独特的关系，美国人自身比较容易感受到，这种感受是非常自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两个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其一，中国更多地融合到当今的全球经济中，更多加强与世界各国贸易和经济往来，继续推进与各国的商业合作，私人企业合作，民间外交等，这对中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在这方面作出成绩)，也将会令人称道。其二，美国是通过多边体系来治理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国虽然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在其他许多多边体制与机制中并不是十分活跃，还要继续加强影响力，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京都协议等。当中国在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分量逐渐加重，并成为重要参与者的时候，中美合作和互动将会更好地管理当今国际事务。

　　环球时报：前不久，中美元首在会晤中提出特别是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如何构筑新型的中美关系，您有什么建议？

　　倪伟立：在构造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中美关系方面，我建议，中美可以选择网络空间领域的合作为突破口。这是一个新技术云集，不断变化的领域。中美最高层都表示要在网络空间领域寻求对话与合作，如果中美双方能为世界的网络空间治理设立一些共同的有益的标准，并且在世界推广与应用，那么这就在现实中具体开创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先河。之后，中美可以在其他领域继续发起和倡导一些积极有益的事情，甚至逐步延展到外交和军事关系领域。

　　环球时报：您觉得最近的斯诺登事件是不是会影响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呢？

　　倪伟立：斯诺登事件的确把网络空间的议题推到了“最前沿”。从积极面来看，现在大家都可以“摊开来谈”了。在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人”之前，很多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都是在某个紧急的事件发生之后签订的。如今，斯诺登事件的发生与以往不同，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人”之后发生的“紧迫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斯诺登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网络空间“制定规矩、约束和法则”的时间表提前，亟待中美协商解决，制定规则。美国可能会不喜欢某些方面的限制，中国可能不喜欢另一些方面的无限制，双方需要坐下来，一起协商。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可以延展到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米勒在参加中美防务磋商时强调，中美新型的军事关系正在改善。您如何看待中美新型的军事关系？

　　倪伟立：中美军事关系确实正在改善。我以为，继续加强中美军事交流中“人与人的关系”意义深远，让将军和军方官员们在会议和研讨会上能互相见面交流，让军事院校的学生们可以互相往来，增进了解，创造更多的“一对一”的人与人之间联系和关系，这很重要。当然，军事领域方面的合作是不容易的。中美需要逐步建立信任。这种信任的建立过程和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一样，需要逐步发展。

　　环球时报：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您对培养您的学生有什么期待？

　　倪伟立：我们研究院的中国研究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数最多的系之一，我们和南京大学合作了20多年，创建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们的美国和中国学生在国际领域和私营企业很多重要的岗位工作，我们打算继续扩大这样的人才交流。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我们需要更多专业人才，专业的桥梁来协调与对接，以促进最终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魏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