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和斯大林“切磋”：商定对策防美介入(3)

　　争取北平和平解放

　　在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年里，蒋介石做着最后努力，力求保住在华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北平和天津。为此，1948年9月30日，蒋介石曾到北平，向傅作义面授机宜；这年11月，傅作义又到南京，向蒋介石保证天津、塘沽成为定案。（参见杜建石：《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14页。）美国也有意在不出兵的前提下，援助傅作义做最后抵抗共产党人的行动。考虑到傅作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考虑到北京的历史文物和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共为争取傅作义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向捷列宾详细介绍了这一切，包括中共与傅作义保持着固定无线电联系的情况。

　　针对中共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一事，毛泽东解释说，傅作义得知自己被宣布为战犯后，“心情沉重，以为上了当，悔恨不已，骂自己是混蛋”。但是听到中共口头告诉他的六条内容之后，“他放心了”。中共认为，如果不把傅作义列入名单，蒋介石就会怀疑他暗通中共。如果傅作义照中共的指示办，中共就可以向人民说他有功，人民就会原谅他，那时候就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抹去。

　　毛泽东告诉捷列宾，中共的基本要求，就是傅作义创造条件让中共的军队越过他部队的驻区开进北平，不破坏城市。他剩下的四个师改编成一个军，撤出北平到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谈判尽管曲折反复，中共与傅作义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还运筹帷幄，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新政权。为建设国家，中共急需外国援助。鉴于1947年中共就决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能够给予援助的就只有苏联。即将出现的新国家，从人、财、物三个方面，从内政外交方面都必须有可靠保障，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初曾打算率领由任弼时、高岗等21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苏联，“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并领受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

　　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问苏联。“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是由米高扬带来的。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八项条件。此前几天里与斯大林的通信内容，基本反映在其中。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今天我们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本年1月1日蒋介石和平文告中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的。”毛泽东说，蒋介石和平文告的公布，引起“国统区的极度混乱，百姓普遍要求国民党实现和平，指责它的和平条件太过苛刻”。

　　1月初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通信和直接间接的谈判后，中国军事形势急剧变化，天津于1月15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短短的几天，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几个月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李玉贞，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