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1983年黎巴嫩爆炸案：促美监控全球

造袭后的美军营地一片狼藉

《观察者》一书封面

　　1983年10月2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兵营，在一声巨响中化为瓦砾，241名军人丧生。这起事件被认为是黎巴嫩当地恐怖组织在伊朗授意下所为。此后，自杀式恐怖袭击便如幽灵般同这个超级大国如影随形。

　　在新近再版的专著《观察者》中，美国军史专家肖恩·哈里斯重现了当天清晨发生的一切。该书指出，贝鲁特爆炸案令华盛顿深受刺激，遂开始运用信息技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分析潜在敌对行动的蛛丝马迹。在“棱镜门”事件发酵的今天，蓦然回首的人们意识到，美国政府无孔不入的刺探和窥视，早在30年前的那个星期天就埋下了伏笔。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摘录的该书相关章节内容，揭示了这种鲜为人知的联系。

　　凌晨5时45分许，几名早起的陆战队员发现，一辆黄色梅赛德斯-奔驰载重卡车停在营地的铁丝网外。就在人们纳闷之际，卡车突然加速并撞破了护栏。一位岗亭附近的哨兵听到身后有车呼啸而来，下意识地抄起M16自动步枪，伸手去摸弹匣。他回头望去，眼见卡车压扁岗亭，而后一头撞进了兵营的大厅。“起床！”他高声示警。“起床！”可惜为时已晚。数秒后，一团明亮的橙黄色火球晃得哨兵睁不开眼，随后，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半空中“飞行”。

　　不设防的军营遭飞来横祸

　　那个礼拜天早上，还没等起床号吹响，格伦·多尔芬中尉就被同伴的喧闹声吵醒了。这家伙经常锻炼，体格非常结实，不过这次，25岁的他没有早起的打算——在指挥中心值班到午夜后，任何人都会期盼补休。多尔芬翻了个身，打算多躺几分钟。“但愿增援部队能在圣诞节到达。”想起自己皴裂的皮肤和凌乱的头发，他希望能赶快回国。

　　多尔芬所在的第24陆战两栖小队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屯驻7个月，表面上是来维和，但没有丝毫成就。为了避免被视为“占领军”，他们被要求在机场南侧就地扎营，用沙袋修建起的临时碉堡，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由于执行的是非战斗任务，陆战队员们处于一种近似不设防的状态：碉堡不得戒备森严，只能用铁丝网围起来，子弹也不被允许上膛。

　　这群美国军人所在的建筑物被命名为营登陆队总部(BLT)，一至三层是宿舍，屋顶有无线电天线平台，可提供360度的全景视野。海军陆战队接手时，营登陆队总部已然伤痕累累：二至四层曾经装有玻璃窗，现在仿佛成排的断牙；弹孔拿胶合板和沙袋草草修补过；用塑料布临时搭建的屏风被风拍打得乱响；电梯井已被烧毁。尽管在黎巴嫩内战中饱受折磨，这座破旧的“野兽派怪物”依然挺立，加上位置相对便利，对美军依然有足够的吸引力。

　　多尔芬的铺位紧挨着几扇巨大的金属门。爆炸发生前一瞬间，他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紧接着，大门“难以置信”地脱离了原先的位置，像慢镜头般升到空中，又猛然向人群砸来。伴随着滚雷似的隆隆声，房间里的一切，只要是没钉牢的，都飞进了弹片的漩涡。大楼的天窗也破裂了，碎玻璃化作一阵暴雨，射进海军陆战队员们的血肉之躯。

　　美军士兵以为受到核攻击

　　奔驰卡车撞入大楼时的响动惊醒了不少人。但他们没来得及躲避，爆炸就切断了大楼的地基。强烈的冲击波顺着天井，从大厅一路蹿到屋顶。楼顶顿时呈V型坍塌，像两只伸向天空的手臂。一堆类似卡车残骸的金属在空中“悬停”了片刻，才回落进3米多深的弹坑里。

　　混凝土碎块不断坠落，多尔芬觉得有血溅在背上。他猛地醒悟过来，踉踉跄跄地跑到宿舍旁的指挥中心；按规定，基地进入一级战备时，他没在位就是失职。另一名通讯军官刚从地上爬起来，他从椅子上被掀飞，伤到了肩膀。旁边的墙壁上，布满了长长短短的裂缝。

　　其他幸存人员正忙着修理被震坏的收音机和无线电。多尔芬心想，一定出大事了——先前有流言称，苏联向叙利亚提供弹道导弹。难道有人向基地发射了核弹？

　　一位参谋军士跑进房间，喊道：“营登陆队总部全完了！”多尔芬走到外面，被浓烈的烟尘呛得有些喘不过气。四周，侥幸逃生的陆战队员们失魂落魄地兜着圈子，许多人的衣服被气浪掀掉，只穿着红色运动短裤。他注意到，大家身上都是灰色的，仿佛刚从泥塘里滚过。

　　远处，一辆吉普车正冲着对面的医疗站狂奔，驾驶员是个名叫罗森的参谋。多尔芬转过身，发现一位近乎精神失常的士兵就站在自己背后，浑身上下只剩腰带，一条胳膊耷拉着。“我不想失去手臂。”对方哀嚎。等罗森驾车返回爆炸现场，多尔芬立刻把此人送上吉普车。“先送他一个。”接着，多尔芬返身回到废墟，继续寻找被困的伤员。

　　这便是他在当天的剩余时间里从事的惟一工作。

　　预警信号为何屡屡被遗漏

　　保密电话响起时，美国本土时间约为午夜一点，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正在马里兰州郊区的家中休息。白宫战情室值班员向他传达了“紧急事态”：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兵营遭袭，不远处的法国军营也发生爆炸，遇难的美国军人多达241名——海军陆战队上次在一天之内损失这么多官兵，还是在二战中的硫磺岛战役期间。

　　波因德克斯特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也不是郁闷，而是自责。“早该预见到这样的情况。”这位海军中将默念。

　　自1981年开始担任白宫军事助理，波氏就为早期预警和危机管理系统的烂摊子殚精竭虑。由他直接管辖的白宫战情室名头很响，技术含量却裹足不前。他沮丧地发现，华盛顿对许多威胁缺乏事先预警：从苏联人在拉美的活动，再到恐怖组织的自杀式袭击。

　　贝鲁特爆炸案发生前，波因德克斯特已为战情室添置了现代化通讯装备，一个新的危机管理中心也接近完工，该设施配有视频会议系统，墙上悬挂着大屏幕，并通过保密电缆连接到外交、军事和情报部门。他甚至为白宫引进了早期版本的电子邮件系统。

　　但这些依然不够。调查表明，许多线索明明已经露出苗头，情报机构却和白宫牵不上线。1983年5月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共收到100多条有关黎巴嫩的警告，都被当作了贝鲁特战乱的“背景噪声”。军方高层也会定期听取有关海军陆战队面临“日益扩大的威胁”的汇报，但五角大楼不允许前线单位采取更多防范措施，等于把他们变成了活靶。

　　最致命的疏漏出现在9月底。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伊朗政府发给驻叙利亚大使的密令，要求后者与侯赛因·穆萨维联系，穆萨维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头目。情报称，此人瞄准了驻黎巴嫩多国部队，打算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一次“壮观的行动”。

　　贝鲁特机场是惟一能上演“壮观行动”的地方。然而，由于军事指挥系统的繁琐以及无法理解“壮观”的含义，这则关键消息直到爆炸发生两天后才传到军方高层手中。

　　“亡羊补牢”的影响延续至今

　　作为对贝鲁特爆炸案的回应，从1984年开始，由波因德克斯特牵头，美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他与时任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联手，后者是波氏认为可以坦诚相交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用他的话说，“只有加强情报分享，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另一大障碍是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据波因德克斯特描述，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有近40家机构自称担负反恐任务，每年的经费支出近20亿美元；从联邦调查局到国务院再到美国国税局，似乎“人人有份”。每个机构都拥有反恐所需的技能，但没有一家能单独行动并取得过显著成就。反过来讲，这些机构必须像交响乐团那样懂得协同。

　　为了便于统筹，波因德克斯特接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危机规划小组，把它变成反恐战役的引擎，“动力”则来自初露端倪的现代信息技术，旨在捕捉信息并送给需要的人。

　　按照21世纪的标准，这套系统确实很原始。不过，若观察此后30年的历史，波因德克斯特在任上为反恐行动奠定的基础和方法，最终在9·11事件后被大规模复制并推广。以危机规划小组为例，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等要害部门的代表以及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特派员，有权提议冻结资产、实施秘密情报计划、与驻外使领馆沟通并向军事指挥系统发送建议。这些人定期碰头、开发新的情报源、举行电话会议并制订危机管理手册。

　　危机预先规划小组只有一个目的：防患于未然。波因德克斯特更喜欢称之为“扫描地平线”。经过几个月忙乱，人们终于感觉到系统重组的效果：纪律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部门更好地了解了自身角色，抓住了工作重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解了“情报”的真实含义，极力网罗不同的数据源，向白宫提供了比以往更丰富、更翔实的威胁评估报告。

　　回首往昔，正是波因德克斯特为范围更广、无处不在的全球信息收集系统播下了种子。“9·11”过后，美国情报机构更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私人用户存储的数据。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出乎多数当事者意料，当30年前贝鲁特星期天早晨的平静被震碎后，国家安全局如今秘密开展的各种全球监视项目，就成了美国国安体制“合乎逻辑”的演进结果。(史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