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左鸣：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重要力量(2)

　　记者：在您的演讲中提到，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集权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就实现所有资源要素都由市场来配置。在您看来，新时期我国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林左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集权型政府后，2000多年来的历史基本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管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不能认为过去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使得现代形式的创新不容易产生，就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历史上，这种国家治理方式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万里长城、南北大运河等划时代的巨大工程，都是在这种体制下干成的。反过来，如果不实行中央集权，反而会导致内部的混乱、内战，直至国家土崩瓦解、四分五裂，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尽管清朝灭亡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清末推行的宪政改革，放弃集权统治，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消亡的过程，也说明这样的改革是不成功的。

　　应该说，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实行集权式的管理功不可没，能在以物质财富为主的时代，实现政府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进入广义虚拟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财富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的，而不仅是物质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难以对非物化的财富有效配置，当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时，就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从而带来了新的矛盾。即市场要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但由于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过大、内容过多，使得包括越来越多非物质财富在内的全要素市场难以形成，如金融业中的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等。因此，对于物化的财富，政府容易配置，也容易计划，但非物化的财富则要更多地依靠市场自己的自组织机制来调节。

　　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就实现了所有资源要素都由市场来配置的问题，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形式的历史来理解。西方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分赃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他们像海盗一样向海外扩张，大力拓展殖民地，大肆掠夺全球财富，甚至通过种族屠杀来掠夺财富，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就是典型代表，其东印度公司就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掠夺的工具。它把印度产的鸦片强行卖到中国，换取丝绸、茶叶、瓷器等等，在此过程中，政府只需坐而“分赃”。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年代，中国深受其害，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对处在农耕文明时代下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分配制”，因为当时财富主要是物质的，而当时中国又不鼓励搞殖民地掠夺，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就是要把好东西送给别人，以宣示大明帝国的天威浩荡。到后期甚至奉行长期的禁海政策，闭关自守。在这个阶段，政府控制一部分财富，其他的就交给市场，有时候政府多一点，有时候政府少一点，政府太多了可能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就要退一点；但退太多了也会影响生产力发展，那政府就会进一点，整个社会经济就在政府和市场的进退之间，来实现资源的配置。

　　但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我们既不能保留“分配制”也不可能走到“分赃制”，而要在新的层面上实现“分享制”，也就是说政府要超脱于市场之上，把更多的资源要素让市场来配置，政府通过一些外源信息来调整市场，使其不出现大的“熵增”以至于最后热聚、坏死就行了。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很多财富不是物质的，而是非物质的，因此传统经济学和资源的“稀缺性”被打破了，这意味着财富的蛋糕可能是无限大，因为心理需求可能是无限大的，从而虚拟价值也是无限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实行政府与市场的“分享制”，共同实现市场之中物化资源和非物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中央决定精简政府审批，放开行业准入通道，推动形成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体系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互为外源信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能够实现“容介态”进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