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队长回忆周恩来：乘公共汽车解决交通拥挤

　　口述者简介：闫国英，河北省无极县人，江苏省赣榆县人武部原部长。1926年5月出生，1945年1月入伍，1982年7月离休。曾任中央警卫团三中队中队长，1954年-1964年，负责周恩来总理住地——中南海西花厅的保卫工作。

　　负责保卫中南海西花厅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无极县二区东马村，1926年生，1945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50年初，我在北京纠察总队司令部侦察队当便衣侦察员，到了年底，纠察总队编入首都公安警卫师政保大队。第二年3月，我又从政保大队调到公安警卫师一团司令部任警卫股侦察参谋。警卫师一团的另一个称呼就是中央警卫团，驻在中南海，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卫工作。

　　1954年3月，我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三中队中队长，负责周总理住地———中南海西花厅的保卫工作。工作期间，我所带领的警卫中队曾荣获集体三等功。那时我们住在旧的平房里，每天三顿饭都在食堂吃。总理的警卫工作紧，经常不回家，大概一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在周总理身边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那段日子让我终生难忘。

　　“怎么能把我同群众隔开呢？”

　　周总理在外出视察工作时，一向不喜欢警卫人员过多，特别反对前呼后拥。他经常对警卫人员说，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单靠你们这几个警卫人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951年春天，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生了病，毛主席让他去大连休养，警卫人员为了让周总理行动方便，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他笑着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同群众隔开呢？”到大连后，他利用休养时间，到大连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并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有一次，周总理去北戴河开会，他和邓颖超会后穿着普通的布衣服散步时，周围车来人往，我带着一个警卫员紧跟在他们后边。周总理对我说：“没事，没事，你们回去吧。”走了一会儿，他发现我和警卫员仍在后面跟着，就说：“闫队长，你们快回去，我们没事。”我说：“我们也没事”。可周总理的话总得听，我只好和警卫员远远地站着，心里却急得跟什么似的。

　　周总理十分关心群众生活。1954年冬天，他听说北京市的交通很拥挤，广大职工上下班很不方便。他为了亲自了解情况，就在一天傍晚，职工下班时间，在北京图书馆门前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乘了一段公共汽车后，周总理又换乘无轨电车，在北京城内转了半个圈。当时公共汽车上很拥挤，乘客们看到周总理同他们一起乘公共汽车，都非常感动。大家都站起来争着给他让座，周总理很和气地让大家坐下，他自己却站着，并亲切地同乘客们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生活得怎么样，上下班的路上要用多少时间。当时，乘客们都感动地说：“总理工作那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啊。”周总理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事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难忘总理的艰苦朴素

　　当年总理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进北京后，周总理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长着许多他喜爱的海棠花，空隙的地上还种着玉米。他住的房子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旧平房，梁柱有些已经腐朽，油漆也已大部分剥落，窗户开裂了，到了冬天还要用报纸糊窗户缝。房屋地面是用大块方砖铺的，很容易潮湿。工作人员考虑到周总理经常夜间办公，时间长了容易生病，曾几次想给总理修房子，但都被他拒绝了。1959年，房管部门乘周总理到外地的机会，将房子修理了。周总理回来后，当即提出了批评，后来，他还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他总是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在延安住窑洞时强多了，钱要用在发展生产上，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

　　周总理日常吃的饭菜非常简单。周总理和邓颖超规定，每天吃饭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粗粮，他们经常吃玉米面和小米等杂粮。有人问他们，你们怎么吃得这样简单啊？周总理回答说：“这比人民群众已经好多了，比过去好多了，我们不能忘本啊！”1960年，我国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带头节衣缩食，处处精打细算。周总理和邓颖超不吃猪肉，不吃鸡蛋。邓大姐规定剩饭、剩菜都不许倒掉，留着下顿再吃。周总理晚上工作时，邓大姐都要让我们将总理办公室外面的灯和路灯都关了，说不能浪费电。看到水龙头滴水，也要赶紧去关紧。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周总理有时在家请客吃饭，是私事的，都是自己拿钱。是公事的，由炊事员到大食堂领来油、肉、菜自己做，用不完的油、肉再由炊事员送回大食堂。周总理睡觉用的是普通木板床，盖的被子是十几年前的旧被子，用的一套睡衣是1950年买的，颜色都褪了，破了又补，一直穿到逝世前。他的一条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面补了14个补丁，一双皮鞋的鞋底磨穿了三次，仍然是补了再穿。

　　周总理在家里讲究艰苦朴素，外出视察也是如此。1956年春，周总理到鞍钢视察，闫国英作为保卫人员随行。在当地宾馆，服务人员特意为周总理做了四菜一汤，可是被他婉言谢绝了，并做出规定，每餐一饭一菜。他还说，东北不是产高粱米、大豆嘛，就吃这样的饭菜吧。有一次周总理看到菜里有海(虾)米，就对服务员说，这海米很贵呀，一般不要吃。海米可以出口换外汇，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周总理的一席话，感动得服务员流下了眼泪。

　　在视察大庆油田期间，周总理一到那里就规定，吃饭顿顿要有粗粮，一律不喝酒，并亲自审定了食谱。有一天中午饭，主食是高粱米、芸豆干饭和玉米渣子粥，副食是白菜、土豆、萝卜一起煮的大锅菜。周总理吃了一碗饭后，说：“我爱吃你们这种高粱米饭，请再来一碗！”炊事员几次提出要把准备好的蛋糕、点心端上来，都被他谢绝了。

　　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

　　外出开会时，周总理总是自己带茶叶，如果忘了带，就喝白开水。吃饭、洗衣服，都是自己拿钱，就连坐公共汽车也是公私分明。他把外出理发、看戏、去医院看病，都当成私事，要求司机记账，自己付钱。有些应该由公家供给的东西，如他身边服务人员用的药品、肥皂，服务人员的订报费等，都是他自己负担。

　　周总理坚决反对送礼，凡是给他送的礼一律退回，实在退不了的，他自己付钱后，交有关部门处理。1962年，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去北京开会时，顺便给周总理带了些土特产。周总理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东西原封不动地退回，还附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请客送礼的文件，他亲笔在文件上写了指示，要省委、地委和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文件精神办。

　　1960年，周总理的一个侄子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1961年，周尔辉结婚后，女方仍在淮安县工作。当北京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周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他们夫妇团聚，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来。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侄儿夫妇一起去淮安工作，并对他们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周总理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学校里学的东西也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嘛！”之后，周总理又说服北京钢铁学院的领导同意，让这对夫妇回到了淮安。

　　“周总理不允许自家亲戚搞特殊化，自己更是不搞特殊化。”1958年5月25日，周总理带领国务院机关部、局长以上干部共五百多人，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他高举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他和工地建设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参加劳动的国务院机关人员住在一所学校里，步行8里路才能到工地。“周总理和大家一起步行到工地，每天劳动8个小时，从不迟到早退，搬料、运料、装车、拉车、推车，样样都干。”有一次他在运料时，被石头砸破了手，大家劝他去包扎一下，休息休息。周总理却笑着说：“轻伤不下火线嘛。”

　　一个多星期的劳动中，每天的中午饭都在工地上吃，周总理和大家一样排队领饭，然后席地而坐，一手端着一碗稀饭，一手拿着烙饼夹咸菜，吃得很香甜。大家亲切地叫他“总理”，周总理总是笑着说：“在工地上，没有总理，都是普通劳动者。”

　　晚上收工回来，周总理又同大家一起吃食堂里的大锅饭，一点也不特殊。惟一特殊的是，大家饭后都休息了，他又开始办公，看材料，批阅文件，有时到了后半夜两点多钟，我们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要几次劝他休息才行。

　　一张紧挨着周总理的合影

　　周总理对身边的警卫战士，也经常嘘寒问暖，散步时，碰到战士就主动拉家常。那时，战士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有一次大家在练跳高时，周总理发现沙塘里的沙子太少，说：“这不行，沙太少人会受伤的，你们快去多弄些沙来。”有一次，朝鲜专门给中央领导送来朝鲜大苹果。因为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周总理马上召集警卫中队，分给战士们每人一个苹果。“大家心里很感动，都舍不得一下子吃下去。”

　　在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合影照片。相片外边包着透明塑料纸，再放到玻璃镜框里。相片中间，是周总理和邓颖超，紧靠周总理右边的人，就是身穿军装、扎着武装带的闫国英。

　　1957年，一批警卫人员要转业退伍了，战士们提出想和周总理合影留念。周总理听说后，利用上班前的时间，同邓大姐一起和战士们一起合影。合影时，我紧靠在周总理的身边，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拍照完毕，周总理勉励战士们回去以后好好工作，建设好家乡，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964年，我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中南海，被调任南京外语学院军务处处长。再后来又先后调到苏北建设兵团淮北盐务局、徐州邳县人武部等地工作。1982年，我从赣榆县人武部部长任上离休。1976年，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这么多年来，一提到周总理，我总是眼角发潮，经常在夜里梦见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