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建议反击国民党右派遭拒

　　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加强对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探讨，已有不少较有分量的论著。但是，对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2013年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本文尝试粗略探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通过回顾这一时期周恩来的革命功绩和光辉历史，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周恩来为中国大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法国奉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一直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指导和帮助。回国不久的周恩来意气风发，积极遵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开展各项工作，为促进国共合作和革命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首先，大力促进革命政权的巩固发展。1924年9月周恩来到达广州时，广州商团正在发动武装叛乱，共产国际发表《告欧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广州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府阴谋，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广州政府的斗争，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10月，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响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在广州举行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讲声讨广州商团，他说：“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他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遇广州商团袭击，当场死亡二十余人。随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广州商团。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周恩来等人的催促下，孙中山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调集革命军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定叛乱的军事指挥工作。

　　1925年，为了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革命政府两次东征阀陈炯明，黄埔校军担任主力，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帮助制定了作战计划，周恩来随军领导东征。1925年2月，广州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东征军的政治工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积极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主持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规定不强拉伕役，不用军用票等，并制定战事宣传计划，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工作，“军队出发之前，派宣传队先行向民众宣传东征”，广泛发动群众，东征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自愿帮助运输，做向导”， 有力地支援了东征。

　　同年9月，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实现了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良好开端。在第二次东征的过程中，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下，东征军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不怕牺牲、作战英勇，东征进展迅速。在惠州战役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亲临前线，指挥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攻城，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东征军最终攻克了被称为“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取得了东征的决定性胜利，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

　　其次，全面开创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形同虚设，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空架子。1924年11月，周恩来应邀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接受邀请之前，周恩来专门找苏联顾问鲍罗廷征求意见，鲍罗廷在谈话中给予他高度赞扬和积极鼓励，表示将全力支持和协助他的工作。周恩来上任后，对政治部进行大力整顿改革，“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健全组织机构，制定政治工作的改进计划和具体细则，“明确了政治部的工作宗旨和各股的职责权限，实现了政治部工作的正常运转。”

　　接着，又协助廖仲恺在军校中积极推行党代表制度，这样，就在黄埔军校逐步建立起一套崭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时，周恩来主持政治部改进政治教育形式，丰富政治教育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开了“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加强革命理论教育。周恩来还经常聘请廖仲恺、张太雷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到军校作报告或讲演，举行政治讨论会，组织创办刊物，成立血花剧社，进行革命宣传，全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教育活动。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状况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不久，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学习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把政治工作推广到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中去，加快了革命军队的革命化进程，增强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后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