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改造台U-2战俘：文革后任工程师及副教授(3)

　　组织学习，激发爱国观念

　　叶、张两人长期接受反共教育，对共产党有很深的误解。为了转变其反动立场，我们针对其政治思想状况，组织他们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学习，主要以毛泽东的著作为武器，着重启发其民族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思想，认识自己的罪行。采取读书与参观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现实教育相结合、自我教育与组织帮助相结合，以真理对谬误，以事实对谎言。叶常棣在一年时间里，通读了一遍《毛泽东选集》四卷，还阅读了60多本其他政治书籍、革命小说和回忆录等，1200多万字。观看了反映革命斗争史和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影片、话剧、戏剧几十部，参观了北京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每天还收听新闻广播，阅读报纸。他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真正感到中国人民的的确确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敬仰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真心诚意为人民做事”，几次看电影时，感动得流了泪；对我党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认为“共产党、解放军光明磊落，不需要施用威逼利诱手段，更不会肉刑或抽筋剥皮”；称赞大陆社会的新风尚，说“不像台湾、美国，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对美蒋的反动本质有了明确认识。同样，张立义学习也很认真，觉悟明显提高。

　　我们在肯定他们进步的同时，指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立场，还需要投身于工农实践，树立新的人生观。

　　参加工农实践，树立新的人生观

　　经过一段对叶、张的管理教育，我们根据对台斗争形势和他们的表现，请示军委，建议适时给予释放。1969年11月经周总理批准：释放叶、张二人，给予公民权，暂不回台湾，先在大陆安置，从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以利继续改造。出于保密需要，他们的释放，不对外公布，不搞对外宣传。他们听到总理批示，非常高兴，表示要勤耕守法，好好劳动锻炼，加强改造，来报答政府和人民的恩德。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无直系亲属，安置到湖北武汉市近郊区。张立义原籍南京，家有老母和兄弟，安置在南京市近郊区。1970年，经与当地政府联系后，我们分别派人送往。两地政府和群众都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生活上热情关心，劳动中注意照顾，思想上体贴安慰，有困难及时帮助解决。

　　张立义初到农村，一位姓邓的农民为他腾出一间房子，配齐了床柜桌椅及全部生产、生活用具。生产队老队长考虑他身边无家眷，又委托邓家大嫂帮助做饭。以后，当地政府又拨专款为他盖了两间房子。逢年过节，乡亲们备好酒菜，这家请了那家请。他从小没干过农活，队里就分派他轻活，让他开拖拉机、抽水机，测量田亩算土方，管理农田灌溉。他过意不去，也抢着干些重活，三年中，他年平均出工330个，是生产队里出工最多的一个。张立义勤勤恳恳地劳动，老老实实地做人，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选举他做记工员，并被评为先进社员。

　　叶常棣到农村后，住进了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生产队派人帮他做饭，分配他和老人、妇女一起干轻活，还派人专门教他生产技术。时间稍长，和全村老少都搞熟了，逢年过节，不是这家拉就是那家请。他从不懂农业生产，到会插秧、犁地、割稻，挑百十斤的担子，还帮队里修拖拉机，开抽水机，成了队里的壮劳力，以实际行动获得了农民的信任。队里请他当仓库保管员、夜校辅导员，给社员讲课、读报。叶常棣十分感动地说：“万万没有想到农民们这样关心信任我，自己原来害怕群众的思想实在可笑。”决心积极投入劳动，好好改造世界观。一次，生产队要买拖拉机，原打算到外面请个技术员开。他主动找到队长说：“请啥人呀！我就能开嘛！”队长这才想到老叶能驾飞机上天，咋就不能开地上跑的呢？立即派他带钱进城选购，并把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开了回来，大家乐得直夸老叶。以后，他还带出了几个徒弟才撒手。

　　由于叶、张年龄都比较大了，农村劳动毕竟比较艰苦，经与地方协商，于1973年将叶常棣调到武汉农机厂，以后又转到汽车修配厂当工人。叶常棣到工厂后，在工人师傅帮助下，用心钻研技术，很快掌握了钳工和电焊技术，一年后，也开始带徒弟了。书记、厂长、车间主任都很关心他，注意发挥他的作用。厂里承接大的项目时，总是先让他计算，他认可后，厂长才拍板定案。他还受权代表厂里去外单位洽谈生意，人们风趣地称他为“我们厂的外交部长”。他肯钻研，技术提高快，学会了看图纸和生产成本核算，后来，又从车间调到科室工作。

　　张立义调到南京江东农机厂当钳工。他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岗位技术，负责培训徒工。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出席南京市雨花区工会积极分子大会。张立义说：“农村和工厂的新生活，使我终身难忘，和农民、工人的友情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