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研战术助志愿军空战：敌我被击落飞机3:1(2)

　　毛泽东嘱咐刘亚楼，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8月4日，刘亚楼一行经哈尔滨到赤塔，从赤塔乘飞机飞赴莫斯科，下榻于郊外一座疗养院。

　　8月12日，刘亚楼等来到莫斯科城里中共中央代表团住处，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汇报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刘少奇表示同意。次日，刘少奇、王稼祥带刘亚楼等拜会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并参加了双方的第一轮会谈。华西列夫斯基说：“我已经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说说建军的方案。”

　　刘少奇说：“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们谈谈组建中国空军的意见。”

　　刘亚楼详细地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与方案。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希宁又询问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谈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据。我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了把援助计划搞得具体细致，我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详细的会谈，草签协议后，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尊敬的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安排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的会谈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此后，刘亚楼等与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又深入地会谈了3次，并草签了苏联向我出售飞机434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6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随后，又参观了苏联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瞻仰了列宁墓、列宁故居，游览了莫斯科市容、地下铁道等。

　　9月中旬，王弼为筹备接待苏联专家先行回国。9月21日，刘亚楼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开幕的消息，并从毛泽东主席宣布的“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决策受到鼓舞。10月1日，刘亚楼、张爱萍、吕黎平等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度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同我国建交，并互派大使。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刘亚楼：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第一批专家很快便可动身。刘亚楼用热情的语言向华西列夫斯基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感谢，并将此消息当即电告中共中央。10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援建空军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10月7日，刘亚楼、吕黎平一行启程回国。18日到北京。

　　回到北京，刘亚楼详细地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空军的基础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从中南海出来，刘亚楼直奔灯市口。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对航空局的同志们说：“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我们如何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好！”

　　就在聆听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的当晚，刘亚楼亲自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给在京的处以上干部填写后报他。从第二天开始，他分别找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和航校领导干部的预先对象个别谈话，逐一考核。

　　刘亚楼考核干部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在听了一般情况介绍后，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是什么方法取得的？他最不会做什么，为什么？假如你来提分配工作意见，他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三最一假如”地提问，又随时记下其中的要点。几天后，划归空军管理的上百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已印入脑际，6所航校办校的人选，开始在头脑里形成。他的笔记本中，在刘善本、刘凤、陈熙、吕黎平、方子翼、安志敏等名下，分别写着类似的话：懂飞行，会管理，有经验，政治上强，可充任校长。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上述6位同志为第一至六航校校长。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起草了选调6名优秀政治干部的报告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后来，中央军委在19名预先对象中选下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7位同志分别为第一至七航校的政委（为了充分利用老航校的技术人员和航空设备，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11月18日成立第七航校，校长魏坚）。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

　　自此，新中国的空军脱颖而出，在刘亚楼的历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