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年祭:规模最大 失败最惨 影响最深(3)
林泰曾自杀后,杨用霖升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当时旅顺已经失陷,镇远无法进坞修理,杨用霖带领人员想尽办法,日夜赶修,终于将舰底补好。1895年2月11日,困守刘公岛、拒绝投降的丁汝昌和刘步蟾先后自杀。北洋水师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投降派,胁迫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回舱后,他口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用枪从口内自击,壮烈殉国。
王国成、李仕茂:北洋水师水手。
千秋壮举:挺身而出,重创吉野。
1894年7月25日拂晓,济远、广乙从牙山启碇返航。7时55分,二舰驶近丰岛西北海面时,日本吉野等三舰横海而来,齐向济远发射排炮。济远“奋力抵御,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先后中炮牺牲,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管带方伯谦见大副、二副阵亡,下令转舵逃避。
济远逃后,日舰吉野从后追赶,方伯谦下令挂白旗,一会儿又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仍尾随不舍。眼看吉野愈来愈近,水手王国成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奔向舰尾主炮,水手李仕茂从旁相助,连发4炮,其中3炮命中吉野。吉野顿时火起,船头前倾,不敢再进。于是,济远得安全返航威海。
身为二等水手的王国成,本没有发炮资格,而且也没有舰长发炮的命令。但他临危不惧,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连发四炮,重创日舰吉野,扭转战局,使济远舰转危为安,得到全舰将士的深深崇敬。
他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的崇敬!
张文宣:刘公岛护军统领。
千秋壮言:“先用力,后用命”。
1887年,张文宣被调率军驻刘公岛,先后修筑五座炮台、地阱炮一座。同时督率士兵加练新式陆操,使刘公岛居然成为海防重镇。
“大东沟海战”后,日本海军多次到刘公岛外扰袭,均被张文宣指挥各炮台击退。对于刘公岛上日本奸细的活动,张文宣很警惕,他先后带人抓到七个日本奸细,均被在刘公岛上斩首。
1895年1月30日至2月2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及南北两帮炮台,刘公岛成为孤岛。张文宣致电登莱青道刘含芳说:“刘公岛孤悬海中,文宣誓同队勇先用力,后用命”。此后,日本海陆两路猛轰刘公岛,先后发起八次进攻。都被张文宣率部配合北洋水师击退。
在海军部分人鼓噪投降之际,张文宣誓与炮台共存亡,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药的情况下,率领北洋护军将士孤军奋战,坚持阻击日军,身上多处受伤。
丁汝昌自杀后,张文宣知大局已不可挽回,服毒自尽,壮烈殉国。
刘步蟾:右翼总兵兼“定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苟丧舰,将自裁”。
中日正式宣战当天,刘步蟾郑重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黄海大海战交战初始,定远舰的了望台被震塌,提督丁汝昌从了望台上坠落到甲板上而受伤,刘步蟾立即代行舰队指挥之职,指挥定远舰冲在北洋舰队横队的最前面,将日军由6艘军舰组成的本队拦腰截断,予以猛烈炮击。在鏖战中,刘步蟾指挥两舰共同对敌,协同作战。
困守刘公岛后,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配合炮台,先后打退了日军的8次进攻。
2月10日,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北洋舰队,一些官兵逼迫丁汝昌和刘步蟾率军投降。刘步蟾坚辞拒降,但也深感自己无力挽回大局。为免军舰落在日本人手里,他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国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当天深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实践了他生前“苟丧舰,将自裁”的诺言。
丁汝昌:海军提督,甲午海战总指挥。
千秋壮言:“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海战失利,丁汝昌率众困守刘公岛,内无弹药、外无援军,仍率领上下士卒先后击退日军十多次进攻。面对日本人送来的劝降书,丁汝昌说,“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1895年2月8日,在牛昶昞等投降派煽动下,岛上军民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丁汝昌许下诺言,如果等到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
据时人回忆,2月10日,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渴盼着援军,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样!
2月11日,没有援军来。丁汝昌召集会议,下令尚存各舰一齐出动撞击敌舰,争取突围;突围不成,同归于尽,但投降派们不同意。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又不忍心让全岛军兵随自己赴死,在全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丁汝昌在深夜吞下鸦片,以身殉国。
许多学界文章都谈到了丁汝昌没有管理好北洋舰队,战争中又指挥失当,对甲午海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甚至对丁汝昌的自杀动机,都有人置疑。对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指挥,学界也有不少争论。
这里,我引用一段当时的新闻报道。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军舰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码头。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说:
“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平时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有人说,他们的死,并没有挽救国家的失败,他们充其量是悲剧英雄。
我说,悲剧英雄同样也是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歌颂。
他们没有逃跑,没有投降,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军舰一同走向大海。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已经化入中华民族的永恒。
自觉地为国牺牲,这是一个大国崛起时,军人和人民必备的气质。如果每个人都是邓世昌,也许甲午战争的历史就会改写。这样的海军,才能赢得对手的尊重和敬畏。
壮烈如斯,虽败犹荣。
失败留给活着的人们,光辉献给为国牺牲的勇士。
三、君臣官民祭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很复杂。最高决策者、实际战斗者、新闻舆论、国民情绪等等,都会对战争结果有影响。本文只在几个“节点”上简单对比和一叙。
当时交战双方的最高领导、制定战略方针的最高层人物——慈禧太后和明治天皇,是什么样的表现?
明治天皇:一个心愿,开拓万里海疆 ,布国威于四方。
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近1000年来由幕府掌握着的日本,交还给了天皇。当时的天皇在日本和中国的皇权一样至高无上。
明治天皇掌权伊始,就颁布了这样的《御笔信》:
“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 , 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海疆 ,布国威于四方。”
这个掌握着日本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用什么来“拓海疆、布国威”呢?
1887年7月,明治天皇发布谕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