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台湾军民反对日军占领 曾殊死抵抗(图)(5)

　　黑旗将军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6月11日，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在台北集结完毕，随即派出一个中队作为前锋，直奔新竹而来。半途中，这个中队被四面赶来的义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逃回了台北。

　　这时的新竹，已经成了义军聚集之地，时人记载：“不期而会上万人，漫山遍野。”但是，义军毕竟多是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乡民，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大多还是刀枪弓箭这样的冷兵器。22日，日军大部队在重炮支援下，攻取了新竹。

　　自从登陆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一路没有碰到有效的抵抗，这让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据日军所著《台湾征讨史》记载，在他们眼里，清军不堪一击，义军蜂起，却是“乌合之众”，“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

　　占领新竹之后，北白川能久下令“南征”。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南征”的命令下达了，却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往南进攻。

　　日军占领了新竹城，城外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包围之中。义军以劣势兵力、劣势装备，不断地袭扰、打击着日军，甚至还三次攻打新竹县城。

　　焦头烂额的日军暂缓“南征”，转而以残暴的扫荡，打击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抗日义军的领导人丘逢甲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丘逢甲部队很快被打散，他躲入深山，后辗转内渡。

　　台湾抗日义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桦山资纪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黑旗将军刘永福。

　　刘永福在1894年9月来到了台湾。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正酣，调刘永福入台是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只是，这个举措更像是借刘永福的名气壮壮声势而已。

　　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挫法军，威名远播。清政府“招安”了黑旗军，却始终不相信这支反清出身的队伍。“招安”之后，黑旗军被调回国内，随即开始逐渐裁撤。刘永福则挂了个广东南澳镇总兵之名，不予实权。

　　到刘永福调往台湾时，他手下仅剩300余人黑旗军老部下，临时招募乡勇，凑了千人之数。到台湾后，刘永福的职务是“帮办”，还是没有实权。

　　当年“招安”刘永福的唐景崧，这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即便是到了台湾存亡之际，唐景崧也没有放下猜忌、提防之心。

　　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刘永福建议全台防御统一部署，并主动提出率黑旗军协防台北地区。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唐景崧拒绝。刘永福被派驻台南，唐景崧自己驻守台北，总揽军政大权，

　　自称儒将的唐景崧犯了兵家大忌。其时，台湾驻军加上临时招募的义军，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这些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被分散到台湾各处，看上去全盘防守，实际上处处羸弱。

　　结果，唐景崧直接指挥的台北防御被日军轻易突破，唐本人当了13天“总统”就仓皇弃台逃命。台中地区清军防守薄弱，自发而起的义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生生扛住了日军一个月之久。

　　但是义军的抵抗至多是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聚集在台南的黑旗军成了保卫台湾最后的希望。

　　获悉台北沦陷、唐景崧逃跑后，台南数千民众聚集在刘永福府门外，三次给他送上新铸的“总统”金印，刘永福都恳辞不收，坚持以朝廷册封的台湾军务帮办之名领导抗敌。这个说法出自刘永福口述的《刘永福历史草》，时人所记多从此说，但是在此后刘永福发布的公告中，有一些是以“总统”署名，似乎他还是接受了“总统”之职。

　　刘永福是否接任了“总统”，牵涉到“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时间，史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是他成了抗日保台的实际领导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后，侵台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诸公误我”

　　日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了如指掌。刚刚攻入台北，桦山资纪就给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写了一封劝降信。他并不认为刘永福有资本与之一战，信中说：“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这倒不是虚言。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抗日义军，确实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桦山资纪的劝降信通过英国商船转交，战时的混乱让这封信直到8月23日才到达了刘永福手上。同一天，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

　　彰化的黑旗军和义军总数才3000人，不及日军的五分之一。彰化似乎成了日军唾手可得之物。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永福给桦山资纪写了封回信，不但义正词严拒绝投降，还劝桦山资纪“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同时，刘永福给驻守彰化的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发电报：“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彰化当时还是座小城，城中无可防守。吴彭年把防守阵地摆在了城东的八卦山上。八卦山之役成了抗日保台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

　　是役，3000名彰化守军与15000人的日军血战了三昼夜，黑旗军将领吴彭年战死，义军首领吴汤兴战死……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

　　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战斗过程中，日军主帅北白川能久见久攻不果，骑着马到前线督战，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身旁爆炸，坐骑当场被炸死。事后，日本的媒体大肆吹嘘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是不久之后，北白川能久病重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份，北白川死在了台湾。让北白川能久“病重”的，应该就是那发炮弹。

　　彰化失陷了，日军兵分几路大举南下，黑旗军和义军拼死抵抗，战斗演变为一村一镇逐个争夺。日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逐步蚕食着台湾的土地，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日军档案记载：“我军冲锋，敌军却一步也不后退，挥舞刀枪，欲杀我军。真是太顽强了！”

　　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黑旗军和义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选择了主动出击。9月初，趁着日军兵力分散的机会，他们开始北上反攻，一路收复了大莆林、北斗、云林等地。日军狼奔豕突，退回彰化，被数千名黑旗军和义军包围了起来。

　　这一下，桦山资纪着了慌，赶忙向国内求援。9月11日，从辽东半岛紧急抽调来的日军第二师团到达了台湾。这个师团有两万余人，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入侵旅顺的主力，兵强马壮。侵台日军的兵力陡然翻倍。

　　其实，日军即便没有第二师团的增援，黑旗军和义军也无力攻取彰化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攻城用的重火力装备，连日的进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9月23日至25日，黑旗军和义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城行动，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去。

　　日军赶来增援的第二师团，加上首批登陆台湾的近卫师团，侵台总兵力已达4万人，甚至超过了甲午战争期间投入的陆军兵力。枪炮齐备的日军，兵分三路，向着仅剩数千人的黑旗军和义军合围而来。

　　日军近卫师团咬着黑旗军和义军撤退的脚步，一路向南追杀。第二师团则搭上运兵船，由海路绕到了刘永福的身后，一半在台南府城西北方向的布袋嘴港登陆，另一半在西南方向的枋寮港登陆。

　　至此，日军陆海并进，南北夹攻，台南府城完全处于敌锋之下，危在旦夕。

　　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永福，这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自率部来台后，他既不为朝廷所信任，又受到上司的压制和排挤。担起抗日保台重任已有数月，敌兵势大，己方粮饷全无，刘永福内外交困，苦苦支撑。

　　为济燃眉之急，刘永福号召爱国绅民“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还曾经自己发行银票、印邮票，无奈都是杯水车薪。

　　刘永福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皆无成效。实际上，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谭钟麟都是保台的支持者，也都秘密地向台湾输送过资金、武器，时人记载：“台北粮械多出自香帅(张之洞)之助。”但那多是在清政府交割台湾之前。

　　清政府把台湾当成媾和的筹码扔出去后，不但没有给台湾任何支援，还训诫沿海的封疆大吏们，严禁运粮械济台。

　　张之洞曾经寄望台湾自保一段时间以改变时局，6月初，他曾密电刘永福，询问台湾可以支撑的时间，并允诺两个月后将有援兵。但是后来的两个月间，刘永福函电迭至，又派人登门求援，张之洞却没有答复了。

　　直到10月2日，张之洞才电告由台南回厦门求援的道员易顺鼎：“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被朝廷抛弃的绝望让刘永福耿耿于怀，直到数年后口述《刘永福历史草》仍在慨叹：“内陆诸公误我，我误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