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重庆市民看红球躲轰炸 曾缺氧酿惨案(图)(2)

　　困苦生活中也有时尚追求

　　但同时，因东南沿海各阶层人群如潮水般涌至大后方，也给陪都重庆注入了时尚气息，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之一变。

　　山城服饰悄然革新。重庆莅居巴蜀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民多遵循陈习，服饰沿袭清末民初旧装。男士内穿短褂，外罩右襟长衫，下着长裤，颜色尚蓝、青、灰三色调；未婚女子多蓄长辫，扎红绳；已婚女子则挽发髻，佩耳坠，戴玉镯，遗存有白布包头之风俗。重庆成为陪都后，市民服饰随之革新。高绍聪在《重庆琐记》中描述，“此地人士多喜穿短服，中上级之外，均长年赤脚草鞋；有的虽为宾客，上身衣冠如士子，其长衫马褂帽顶，而足下仍穿草鞋。学校学生（小学）赤脚并不伤雅，士兵未见穿袜，女人绝无高跟皮鞋及烫发等恶习，金兰布衫可谓全体一律。迄至战事起后，苏浙人士居多，摹仿时髦者始成为上海化。”外来人口的迁入，尤其是江浙移民的新潮时尚给山城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重庆市民莫不效仿。男子渐祛长袍马褂，穿上了时兴的中山装与西服，戴起了礼帽。女性服饰花样繁多，大多装扮沪式改良旗袍，佩戴戒指，着皮鞋长袜、理齐耳短发，并抹口红、涂香脂、烫卷发，各种时髦装扮层出不穷。

　　此时，餐饮业日臻兴旺。大量外埠人口涌入重庆后，给山城的传统餐饮业带来了新的气息。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对此深有感触，“渝市大小吃食馆本极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客民麋集之后，平津京苏广东菜馆，如春笋怒放，愈觉触目皆是。大批北味最盛行，粤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全国各式风味沓至山城，打破了战前单一的饮食结构。即便是最普通的市民，除了火锅外，还能买到“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等风味佳肴。此外，西式的餐馆、咖啡厅也迅速发展。抗战初期，重庆的西餐馆只有5家，到1943年已增至30余家。在饮食习惯方面，重庆市民由以往一天两顿干饭（即上午十点为吃“上午”，下午四点为吃“下午”，有时夜间十点再吃“宵夜”）渐演变为一干二稀，并用笼屉蒸饭改为饭锅煮饭，当地人称之为“随水干”。

　　住房建筑方面，重庆传统民居大抵以土木瓦房结构为主，最富特色的莫过于建在山坡上的吊脚楼。何为吊脚楼？张恨水先生有一番惟妙惟肖的描述：“吊楼之形，外看如屋，惟仅半面有基，勉强立平地。其后半栋，则伸诸崖外。崖下立巨竹，依石坡上下，倚斜以为柱。在屋后视之，俨然一楼也。”传统吊脚楼不能满足外埠寓居者的安全与审美需要，于是各种款式新颖、装潢别样的楼房继踵而出，使重庆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时人将重庆与香港、上海等大城市相比较，有人赞叹道：“她正和香港一样，纤回的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山顶上，只是富丽堂皇不及香港罢了……重庆真是一个大上海的缩影。”

　　重庆是久负盛名的山城，城区傍山而立，依山而建，地势高低不平，却错落有致。但交通发展难度颇大。传统的运输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轿子、板车、独轮车、人力车、马车、小木船等。当地人将人力车的车夫、抬轿子的滑竿师傅，及拉船的纤夫统称为“棒棒军”；外国记者不太明晓这个称呼，唤其为“Coolie”，类似中文“苦力”的发音。最为艰辛的是沿江纤夫，据时人回忆，1938年他们一家乘坐小木船从宜昌逆水前往重庆，“想要一条小木船逆水而行，通常需要20个纤夫，把几十米长的绳子绑在腰间，个个佝偻着背，缓慢挪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山城的街头出现了许多私人小汽车，江上也响起了的小火轮的汽笛声，重庆的交通运输较战前有了较大改善。1940年的公共汽车由1933年的1辆，增加至99辆，行车线路也由一路增加到三路，还开通了缆车线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市民习俗也有改观。外埠人口迁抵重庆，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涌入大后方，促使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原来操着一口川渝方言的山城市民，也日渐学起“国语”，掀起了 “国语运动”。同时，蓄养婢女、收养童养媳等陋习悄然沉寂。既往不少市民随地吐痰或便溺的陋习，也随着文明风尚的宣传与教育而得到了很大改变。

　　战时重庆的婚俗观念也日渐趋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结婚仪式，采用新式婚礼或集团婚礼。从1936年3月至1949年9月，重庆市共举办过50多次集团婚礼。起初，市民对此采取观望的态度，头两届只有9对和5对新人参加，可到了1949年元旦，共有91对新人参加集团婚礼。更为特别的是，在重庆北碚民众会场经常举办周末演出会，时常在戏剧高潮时插入一段结婚典礼，使整个戏剧舞台瞬间变成结婚会场，这种节俭而热闹的婚庆方式，深受当地市民欢迎。过去，囿于陈俗所限，人们羞于离婚。这时,缘于战争的影响，夫妻分居两地，许多眷侣不得不选择离婚。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广告版上就刊载过一则离婚启示，两人因长期异地分居，公开协议离婚，毫不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