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特工曾赴台获重要军情 藏深山4年后被捕(图)

▲刘光典与妻子王素莲结婚照。

　　2014年2月4日，正月初五。

　　北京金融街附近行人稀疏，鞭炮声此起彼伏。金宸国际公寓门口，不时有来人询问“刘光典烈士追思会”在哪里？按照习俗，“破五”这天人们本该早早回家吃饺子，可受邀前来参加追思会的来宾却一个不少。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湾执行任务的刘光典，被国民党杀害于台北马场町，距今已经55年了。55年来，他的名字不为人知，他的故事湮没不闻，他的追思会也是第一次举行。举办这场追思会的是刘光典的三个子女——刘玉芳、刘玉胜、刘玉平。在他们的人生中，父亲一直是个朦胧的背影。他去哪儿了？做了些什么？他牺牲了吗？为了寻找答案，刘氏姐弟展开了一场历时几十载、跨越海峡两岸的追寻。在还原那段残酷历史的同时，他们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爸爸哪儿去了？”

　　四五岁时，看见别人都有爸爸，自己却没有，刘玉平曾好奇地问妈妈：“爸爸哪儿去了？”面对儿子的追问，妈妈含糊地回答：“等全国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来了。”当时，年幼的刘玉平还不能领会，妈妈口中的“全国解放”指的是“台湾”。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父亲刘光典突然离开了家。大姐刘玉芳记得，1950年父亲从长沙寄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结束马上就回家。这是刘光典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音讯皆无。

　　刘光典去哪儿了，去干什么？家人一无所知。刘玉芳记得，小时候他们家门口挂着一个蓝色的铜牌，上面写着“干属”。年幼的她，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前些年，为了弄清父亲的经历，刘玉平曾到原来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查档案。“档案上没提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写着‘常驻上海’。生活来源一栏写着：政府补贴。”刘玉平说。虽然刘光典的去向是保密的，但从小刘家姐弟隐约知道父亲被派去了台湾。

　　父亲离家的头几年，组织上对刘家照顾得很好。母亲王素莲有心脏病不能工作，组织上每个月都派专人给他们送生活费。过年过节，叔叔阿姨还会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玩。刘玉平记得，有一次一个叔叔带他们在北海公园吃饭，给他喝了半杯香槟酒。小刘玉平以为是果汁，竟然喝醉了。

　　可是，到了1954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先是从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尔后，常来家里的叔叔们也不怎么露面了。刘玉平记得，从那以后母亲整日忧心忡忡，身体一落千丈。1955年10月，他们年仅32岁的母亲撒手人寰。当时，刘玉芳12岁，刘玉胜10岁，最小的刘玉平才7岁。不过，比成为孤儿更为可怕的是敌人制造了离间计，散布：刘光典叛变了。

　　“当时，组织上也不确定我父亲是不是真叛变了，所以定性为‘失联’（即失去联系），但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刘玉平说。父亲在哪儿，他真的叛变了吗？这些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正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刘玉平，更有黑云压城之感。此时的刘玉平更迫切地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他用刚刚架好的军线给父亲的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我爸爸的消息。”刘玉平说。负责联系他们的那位叔叔对刘玉平说：“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然而，此后的20年，父亲依然音讯全无。

　　一份名单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8年。

　　前一年，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海峡两岸的接触也渐渐多起来。198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市政协工作的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据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同时，他还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名单。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刘玉芳和刘玉平辗转找到了有关部门。姐弟俩终于见到那份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刘光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三十多年来，刘家姐弟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虽然他们对父亲的牺牲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份名单，仍不禁黯然神伤。父亲终于有了下落，可此时他们早已阴阳两隔。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刘光典落实了政策，并做出正式的政治结论，认为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民政部门也为刘光典补办了“烈士证”。刘家姐弟为父亲买了一个骨灰盒，将他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骨灰盒里既没有父亲的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是一个空盒。

　　虽然父亲的下落找到了，政策也落实了，但对刘玉平来说，这还远远不够。那份名单上，关于刘光典只有短短几个字：“刘光典，旅顺人。”他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又是怎么牺牲的？全都没有记载。“在台湾那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搜集到这么多牺牲同志的名字，并把它带回大陆，真是很不容易。”刘玉平感慨。不过，作为儿子，他还想知道更多。从此，他便更加留意收集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斗争的情况。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2年，刘玉平得知李敖出版发行了一套名为《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的书。据说这部书的原始资料，来自曾任职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长的谷正文。谷正文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曾参与策划过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由他提供的资料，则更显权威性。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汇编了1949年至1960年十几年中，国民党在台湾镇压、残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164个案件，皇皇50余万字。

　　刘玉平发现，书中涉及父亲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书中写道，王耀东是刘光典来台的联络人。刘光典两次来台都与他接洽。王耀东的职责是搜集情报，刘光典负责把这些情报传递回去。1950年2月，刘光典的上线洪国式被捕，刘光典身份暴露，身为台湾人的王耀东将他掩藏起来。几个月后王耀东也因为另一中共地下组织被破获而暴露，从此王刘二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逃亡。1954年，王耀东的亲戚胡苍霖被捕，供出了刘王二人的藏身之处。

　　保密局在此案最后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读罢这段文字，刘玉平不禁肃然起敬。这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父亲在台湾的经历。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父亲仍能不改初心，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这让刘玉平说不出地感动。透过这段文字，他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

　　然而，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还远远不够。父亲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怎么去的台湾？要执行什么任务？在台南深山里躲藏的4年，他又经历了什么？刘玉平想知道的，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