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抗战记忆:老兵口述历史成“抢救工作”(图)
云南昆明抗战老兵举办民间抗战物品展。 苏 颖摄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四川国立六中参加中国远征军同学分别时的留言簿
抗战时期的民间绘画
由有“中国民间抗战收藏第一人”之称的樊建川投资开办的建川博物馆,坐落在四川省成都市,占地五百亩。 新华社记者 陈 凯摄
图为东北抗日联军雕塑 制图:潘旭涛
3月上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首都互联网协会旗下多家网站合作,共同发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邀请网民成为其共同筹备者,在互动平台上展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历史文物、照片、史料等,将民间的抗日记忆汇聚到一起。
这一动议得到网民的热烈响应,目前,诸如晋察冀报社曾使用的印刷机、苏联红军独立旅中国战士嘉奖证、“八百壮士”忠贞奖章等一系列散落民间的抗战遗物,都被民众自发上传至网站。
在历史研究中,来自民间的史料一直都不可或缺。而在抗日战争胜利近7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抗日记忆中,民间记忆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遗物里的抗日记忆
“那把刀岁数比我还大。”
说话的是家住河北省涉县的居民赵高文,今年已年过六旬。在他老家房子的木柜上,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虽然记忆已随年事衰退,但说起刀的来历,老人依旧思路清晰。
“1969年,我还在村里当民兵连长。那时候村里有十几条枪,都配着刺刀。村里的老人说,这些东西都是抗战时留下来的。大概上世纪80年代以后,那些枪都上交了。我看刺刀都锈得不行了,就留了下来。”赵高文说。
在赵高文的老家,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或是移居城镇,本就土地贫瘠的村落,现在更显凋敝。在只有老人与孩子留守的村落里,村口那块抗战烈士纪念碑,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
“那座碑就在村口的庙前面,当年还有一座烈士亭。听我爹说,当时日本兵从村口经过,那位姓赵的民兵想在村东边的东坡岭上伏击他们,放了一枪没有打中,结果被抄到山后面高处的鬼子打死了。我爹娘和村里人一起逃到南山的荒地里,才躲过了日本兵。”赵高文告诉本报记者。
涉县是座山城。抗战期间,这里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的所在地。
“涉县挨着山西,不过土地太差,地方太穷,后来被共产党发展成了根据地。”涉县文教局的张森林告诉记者。他是县里的文化名人,业余爱好创作抗战电视剧本。
“抗日遗物?当年老百姓家里很多。本来共产党就穷,日本人留下的背包、水壶、子弹壳、刺刀……那都是要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我家当年也有民兵大刀队的砍刀。不过,时代变了,现在也没多少人愿意在家留这些了,没用。”当记者问起涉县民间的抗日遗物时,张森林这样说。
他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县政府曾经集中收过一次抗日遗物,2004年县里建129师纪念馆时,又收集了一次。“稍微有点迟吧,挺可惜的。”他说。
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血痕已在时间中淡漠。对于赵高文的“90后”甚至“00后”孙辈来说,刺刀代表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课本上的书写,村里的烈士碑更是印象模糊——他们都很少回村子去了。
社会力量承载记忆
仅以个体的力量,显然无法完全承担民间抗日记忆的保留与传承重任。许多人开始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建立公益组织或是博物馆的形式,既保护那个时代的文物,也帮助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正如崔永元纪录片“我的抗战”首席记者郭晓明写的那样,“多少生动的故事,都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永远地消散了。”除了实物纪念抗战外,许多曾经历抗战的老人,如今被人们当作那个岁月的见证,民间的力量在自发地关注着他们。
曾经的调查记者孙春龙,在深圳成立“龙越慈善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老兵关怀计划”、“老兵回家”、“遗骸回家”和“历史回家”四方面的工作。在孙春龙的微博里,详细地记录了志愿者们领取着微薄的工资,无怨无悔地为完成老兵的心愿而做的努力。
“以前对这些鲜活的个体的历史记录很少,但这些士兵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使得抗日这个大的历史更为丰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春龙认为,以往对于历史的记录过分集中于高官和将军身上。多位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孙春龙将正在进行的老兵口述历史称做“抢救性的工作”。他不无担忧地表示,这些老兵现在年龄都很大了,甚至有不少已离开人世,所以需要尽快记录。但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孙春龙和他的团队,目前只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老兵生活的照顾。他告诉记者,在过去三四年里,他们已经帮助了两三千名老兵,靠的全是社会捐助。
如今,在救助抗战老兵的爱心名单上,已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志愿者和团队名单。其中既有孙春龙、孙冕、杨锦麟、崔永元等媒体人,也有一些专业的公益人士。
民间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其中不少正在流逝。因为不忍看到这段历史的痕迹被抹去,南京人吴先斌和四川人樊建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博物馆,来永久地存放抗日记忆。
吴先斌以“一无内兵、二无外援”来形容他创办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作为一座与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城市,南京虽然有大屠杀纪念馆,但在他看来,这座城市需要一个视野更开阔的民间博物馆,既能捍卫历史,也可为民间人士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于是从2006年起,他出资建了这个博物馆,并一直以个人的财力支撑。
如今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每年接待1万多人免费参观,也承担了许多交流与讨论,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平台。“国际上都把博物馆作为一个思考的地方,我希望能够为人们保存记忆、深入思考提供一个场所。”吴先斌表示。
纪念方式与时俱进
令许多致力于保存民间抗日记忆的人士稍感欣慰的是,近些年参与者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政府开始支持这样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空白。而抗日民间记忆保护工作本身,也在与时俱进。
同样致力于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四川人樊建川,希望在201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70周年时,建成“侵华日军罪行馆”,于是决定采用时兴的众筹模式,预售一部分纪念门票,用于陈列布展和补充文物。
孙春龙采用时下的“微公益”方式,为关爱老兵募集资金。在淘宝的“关爱老兵公益店”里,分门别类地列出了可以捐赠的项目,如“特别关注生活自理困难老兵”,“圆梦行动:老兵回家”,“10元关怀,百分致敬”等,还推出了分省捐赠的方式。
孙春龙希望能加大对于“历史回家”项目,也就是个人口述史记录的投入,这需要他的团队募集更多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他得找到对那段历史既热心又专业的人,客观地记录历史。
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叫“抗战直播”的账号,每天不遗余力地更新着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抗战故事,从老报纸到老照片,这些尘封的历史,每天都向近27万粉丝推送。
这个账号的自我介绍,代表了不少民间人士的心声:“我们直播抗战,并非为了鼓动仇恨等负面的情绪,而是想适度唤起记忆。当我们时刻牢记祖辈们蒙受的苦难、恐惧和耻辱时,当我们体味祖辈们是如何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抛弃前嫌,实现民族和解时,当我们目睹着祖辈们是如何从容慷慨地走向死亡,以身体为这个国家献祭之时,相信我们对于现实将有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思考。”
在吴先斌看来,参与者需要各自以擅长的方式,推动抗日记忆保护。“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有至少二三十位,有的如我一样爱好文物收藏,有的致力于用社会调查还原那段历史。南京这边还有年轻人,每周三以读书会的形式,探讨那段历史”。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吴先斌觉得,他们对于历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民间人士做博物馆更为灵活。下一步民间博物馆肯定会大量兴建,政府只需要在政策上减少一些门槛,民间人士就会自发推动这项事业。他认为,以后会出现一些社区博物馆,人们在自家周围就能感受到历史。
“国家的记忆是宏大的、震慑人心的,而民间的记忆是鲜活的。”吴先斌如是表示。
政民互动传承纪念
近年来,对抗日战争的纪念,正逐渐呈现民间与政府互动的局面。
3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抗战时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闻通气会。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大力加强对各地抗战遗址研究、保护、利用工作,到今年9月前,具备条件的抗日战争历史遗迹将全部对公众开放。
“今年重点支持抗战类纪念馆、博物馆基础设施改善,整合抗战文物资源,精心策划推出陈列展览、主题纪念活动等,着力提升陈列展示水平,鼓励有关博物馆、纪念馆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长期联系和交流机制,形成抗日反法西斯宣传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说。
今年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就是“纪念性遗产”。2015年,又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因此,无论是国家文物局的表态,还是政民互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都是在为这一时间节点上的纪念做准备。
10年前,用15年时间独立写成《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的周艾民说:“我们应该纪念什么?大道理不用再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但要铭记历史,更要记录历史,还原历史,并从那场战争中反思我们的国家,反思我们的民族。”
而在樊建川看来,这种反思首先就要落在“纪念”上。我希望中国人多少了解一点抗战的历史,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够给予特别关注,因为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太伟大。”他说。
去年9月,张森林编剧的《刘邓和他们的战友》正式开拍。“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希望通过抗战电视剧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关注这段历史。都说现在抗战雷剧太多,所以我希望能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只有真实才能让人铭记。”他对记者说。
对赵高文老人来说,那些或许会被时代抛弃的“遗物”,代表的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妹夫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妹夫的爷爷愤而自缢。他的母亲,一位小脚妇女,也曾给他讲过抗战时全村妇女动员起来给前线战士做布鞋、抢救伤病员的故事。
“我岁数大啦,希望给你讲的这些故事能让更多年轻人看见,让他们记得祖辈的经历。”赵高文老人说。(记者 申孟哲 刘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