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时清政府中立:朝野主张“联日拒俄”
日军在日俄战争中使用的203毫米巨型榴弹炮。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屈辱。
110年过去,日俄战争的过程和影响在历史中定格,但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仍让人困惑莫名:作为战争的直接当事方和最大受害者,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仿佛战争与自己毫不相干。
无论从什么角度,清政府也不可能置身“局外”。老大帝国的“中立”,更像是羔羊站在了一狼一熊中间。
对这个荒诞不经的立场,历史研究者多将其归咎于清政府的软弱和颟顸,一笔带过。国际法学界也曾做过探讨,却无法为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给出法律注脚,只能将其视为无法解释的“特例”。
我们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尽可能找出长期被忽略的清政府的视角,从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中立”角色,固然有列强压力下迫不得已的因素,也有自以为得计的主动为之。它游走于日俄之间,试图用外交手腕“以夷制夷”。而背地里的种种小动作又表明,它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中立”。
只是,弱国无外交,落后只有挨打的份儿。狼熊相互撕咬,羔羊被分而食之。
“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晚清,在争抢中国这块肥肉的过程中,列强有着各自的利益,向来矛盾重重。日俄之间结下“梁子”,最直接的爆发点是“三国干涉还辽”。
在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里,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展览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一个汉字成语:“卧薪尝胆”。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豪夺了两亿两白银和台湾,一夜“暴发”,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为什么要“卧薪尝胆”呢?原因正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在沙俄的主导下,日本被迫将已经咬在嘴里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虽然他们又敲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却由此知道,自己没有被西方列强认可。日本追求“脱亚入欧”,学来了君主立宪、近代化军事,乃至习惯了西装革履、留八字胡,却仍然是被欧洲强国轻视的小国。所以,日本“卧薪尝胆”,靠着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扩军备战。沙俄取代满清,成了日本的头号假想敌。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喻大华告诉记者:“日本的史学界,多把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放在一起研究。这两场战争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
日本对沙俄的仇恨情绪,在清政府看来显然是个可供利用的机会。
在“三国干涉还辽”的交涉中,沙俄扮演了一个为中国“打抱不平”的角色,于是乘机向清政府索酬:穿过中国东北,修筑一条莫斯科直达海参崴的铁路,即东清铁路。
海参崴是沙俄在远东的第一个温水港口,也是沙俄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沙俄就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寻找着出海口。1860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的《中俄北京条约》,获得了天然良港海参崴,从而有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莫斯科和海参崴之间相隔9000余公里,沙俄计划在此间修筑一条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要绕着中国版图的“鸡头”部分走半圈才能到海参崴。而如果从满洲里进入中国东北,经哈尔滨、吉林、绥芬河,则近乎一条直线。
1896年4月,沙俄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东清铁路的要求,但被一口回绝。在列强殖民中国的过程中,铁路向来是实行殖民统治、攫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清政府深有体会。
沙俄并不死心。两个月后,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点名邀请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参加典礼,并待之以国家元首之礼。
尼古拉二世是东清铁路最热心的推动者。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就是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891年代表沙皇出席了在海参崴举行的奠基仪式,为这条铁路打下了第一颗道钉。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尼古拉皇太子头上裹着纱布,那是拜一名日本刺客所赐。
此前不久,他率领一支庞大舰队耀武扬威地访问了日本。日本民间盛传俄国皇太子是为了侵略而来侦察军情。尼古拉皇太子在日本滋贺县兴致勃勃地乘坐人力车的时候,一个名叫津田三藏的日本警察抽出佩刀,砍向了他的头部。
尼古拉皇太子受伤并未致命,津田三藏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政府担心这样的判决不能安抚俄国,却又无法说动坚持依法审判的审判院院长,日本外相、法相、内相相继辞职,甚至有日本民众到尼古拉皇太子驻地附近自杀谢罪。最终,这起刺杀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日俄关系,但来自日本的挑战已经让沙俄深有感触。
李鸿章也遭到过日本的刺杀。《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一名日本浪人开枪正中李鸿章面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那颗子弹还在李鸿章的上颚骨里。
同样的被刺经历,也许让李鸿章和尼古拉二世在对日本态度上更趋一致。清政府与沙俄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很快签订,即《中俄密约》。两国共同防御的目标明确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而为了满足共同防御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筑东清铁路。
随后,李鸿章带着两百万卢布巨款返回国内。“这笔钱现在在史学界还是一桩公案。”喻大华说。
一种说法是,李鸿章收受巨额贿赂,出卖了东清铁路。此说源自时任沙俄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的回忆录,他记录说,时任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但是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此事。
另一种说法有更多的资料可供佐证,李鸿章带回的巨款是沙俄承诺的东清铁路分账,“无论盈亏,年付二十五万,先行支付两百万。”
且不论受贿说真假,沙俄开出的“御敌互助”条件正中李鸿章下怀。“以夷制夷”几乎是李鸿章与西方列强周旋的基本策略,特别是在甲午一战赔光了老本之后,手里已经再没有能与列强对抗的资本,只能不断施展“以夷制夷”的手腕了。
喻大华说,李鸿章未必看不出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企图,但当时日本的威胁更为紧迫,他只能先顾眼前再说以后。
在赴俄之前,李鸿章就有“联俄拒日”的打算。他的友人黄遵宪在诗集自注中言及此事:“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李鸿章没能等到他期望的二十年和平期。1901年11月,最后一次代表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京病逝。
也就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后,李鸿章寄望的东北“二十年无事”化为泡影,打破这种状态的,恰恰是他引为援手的沙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