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时清政府中立：朝野主张“联日拒俄”(3)

　　1904年4月5日，辽宁大连，日军司令乃木希典（第二排左二）接受沙俄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第二排右二）的投降后，双方人员合影。

　　敌人的敌人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两国由同盟走向对立。随着清政府坚决地拒绝了“新七条”，双方谈判已经破裂。按照常理，解决争端的途径就只有战争了。但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与沙俄一战，只能再一次使出“以夷制夷”的手腕，挑动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抗沙俄。

　　即便是清政府不把沙俄的“新七条”透露给日本，日本也不会对沙俄独占中国东北“坐视不管”。中国东北早就被他们视作盘中餐了。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壮大了实力，也确立了此后为祸亚洲的“大陆经略政策”，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成了既定国策。

　　但是沙俄明显比日本快了一步，先是主导“三国干涉还辽”，从日本嘴里夺出了辽东半岛，继而出兵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实际占领。

　　“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还没有同俄国“单挑”的自信。日本立即加紧以沙俄为目标的扩军备战。甲午战后，日本通过了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凭借从中国豪夺来的巨额赔款，这项计划到1900年至1901年时基本完成。日本要和沙俄掰掰手腕了。

　　1903年7月开始，在清政府的有意“撮合”下，东北问题谈判的主角变成了沙俄和日本。但是他们谈的不是把东北交还清政府，而是该由谁占领东北。沙俄要求独占东北，限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而日本则要求独占朝鲜，同时染指东北。双方的矛盾根本不是谈判能够解决的。

　　谁都看得出日俄终有一战，夹在中间的清政府调头转向，越来越向日本靠拢。

　　这个转变实在让人难以释怀——中日甲午战争刚刚过去几年，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本该对日本最切齿痛恨，何以如此迅速地委身日本？

　　喻大华说：“这是清政府走投无路之下一个实用主义的选择。”此时，沙俄已经占据了东北四年，中国举国上下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拒俄却又无力与之一战，只能转向了与沙俄矛盾最突出的日本。“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与“以夷制夷”的策略有着互通之处。

　　另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官方和民间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另一方面也对日本的迅速壮大推崇备至，东渡留学成为热潮。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甚至还提出过聘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首相。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师日”渐成主流。日本则在甲午之后逐渐改变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代之以宣扬民族优越的“亚洲主义”，这在当时的清朝士大夫中颇有市场，对日亲切感不断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起而向沙俄发难，自然是清政府迫切希望看到的局面。当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日本是出于公义、没有私心。

　　贵州巡抚李经羲曾上奏说：“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这可以说是当时清朝朝野的普遍心态。

　　主张联日拒俄的清廷要员不在少数，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张人骏、端方等人都曾有过类似表章。张之洞甚至提出：“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主张联日拒俄的多是身在南方的封疆大吏。

　　联日拒俄的最直接结果是，一旦战争爆发，清政府就要与日本一起同沙俄开战。战场远在东北，领兵打仗的也不会是南方的封疆大吏，他们的奏章尽可以慷慨激昂，却不用为对俄开战的结局负责。

　　喻大华认为，不能否认这些封疆大吏们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但与沙俄开战的结果远不是清政府能够预料和掌控的。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两场战争，已经让满清丧失了勇气，赔光了家底。《马关条约》赔给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辛丑条约》更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一两。以至于慈禧在诏书中都慨叹：“现今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以为炊，何以为战？良由创巨痛深之余，慎言战事。”

　　其次，清朝和沙俄有上万公里的边境线，一旦开战，恐怕俄国不会把战场限于东北，无论哪个方向，清军都不是沙俄的对手。而如果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沙俄，清政府将面对更无法收拾的局面。

　　联日拒俄的奏章纷至沓来，民间的这种呼声更高，清政府却迟迟不予表态。

　　1903年11月25日，日本秘密向清政府通报了日俄交涉已无前途及日本的备战情况。战争已经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立场仍然举棋不定。

　　这时，清廷中最大的实力派登场，主导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这个人就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