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刊文评甲午战争教训：不破藩篱 何以破敌

　　前人经历的甲午，是私利之争的悲局；后人所知的甲午，亦是私利之争的碎片。

　　品甲午之痛，莫过于此……

　　此时驻足荣成湾的滩头，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在风中交织，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只是那个日子，至今让人揪心——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打响了埋葬北洋水师的最后一战。

　　人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在以生死为代价的残酷战争中，可以看到最敏锐的智慧、最狡诈的权谋，甚至平日里最难捉摸的人性，在此刻也往往能清晰洞见……

　　在这一幕悲剧中，有两个人物至今让人痛惜——

　　其一是丁汝昌，其实他已是“囹圄之身”——开战以来，这位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挥官，收获最多的，竟是朝堂上雪片般的弹劾奏折。

　　1894年12月17日，清廷谕令将丁汝昌革职查办。若不是海陆将领联名上奏：丁汝昌“日夜训练师船，联络各军，讲求战守”，如果抓了，“军民不免失望”。他或许就是另一个“岳飞”式的下场。

　　也许他打仗确有过失，然而远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清廷内部“利益地盘”的争斗就已成水火之势。那位以实业闻名的清末状元张謇，在给他的老师、清流党首翁同龢的密信里早已说得露骨：“丁须即拔……可免淮人复据海军。”

　　另一则是李秉衡，这位手握3万重兵的山东巡抚，明知日军已经在威海卫东侧的荣成湾登陆两天，却一口咬定西侧的烟台一带要固守，迟迟不发援兵。

　　这就是并肩作战的友军？这就是死生相托的同胞？后有学者评价李秉衡是不懂兵略，没有搞清日军动向，其实不然。

　　北洋水师刚刚覆灭，李秉衡就呼应朝堂清流之议，冷酷地上奏：丁汝昌“战败死绥，仅足相抵”。

　　论史及此，威海水警区司令员王琦不禁拍案：“该杀的反倒是李秉衡这种宁安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危的人！”

　　甲午之时的中国，“帝后两堂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各成派系，挟国家利益而争权，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分域，勾心斗角。

　　还是日本人写得尖刻：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

　　看到这里，再论甲午之败，什么战法谋略的失误，什么船速炮速的落后，都不过是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殷鉴不远，一己私利的“流毒”其实也是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大敌，也正悄悄腐蚀着我们这支军队：

　　——军种、单位的“本位主义”根深蒂固，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貌合神离”，一唱三叹。一位将军想得更深：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批判“大陆军”思想，真往深里想，强调自身重要性的“大海军”“大空军”思想，难道就不存在吗？”

　　——小到一颗螺丝的尺寸统一，大到三军数据共享，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处处是壁垒，事事有藩篱。官兵们苦不堪言：“就像两条高速路的交汇口是一座独木桥，再好的司机也只能踩刹车！”

　　在迈向强军目标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个现实：对我军战斗力建设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别人，可能不是观念理论的落后、不是经费资源的限制、不是技术专业的不足，根本原因就在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有意无意膨胀的一己、一隅的私利，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能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不能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

　　成员的自利，终将变为一个集体的愚蠢！什么时候都只考虑“我”，就没有了“我们”。只是，这个“我”的确太强大太迷人——

　　那位被康有为称作“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龢，却因与李鸿章的私仇和政争，1888年力主停购军舰，1891年停拨海军器械、弹药经费。那位被谭嗣同誉为“尤能力顾大局”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在朝廷下令南洋水师支援时，却故意为难，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逼着北洋水师派人接船，最终也未派一船助战……

　　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远见卓识的人，却依然看不穿：自利无异于自杀，忘国终将会亡国。

　　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终将葬送国家的利益、军队的战斗力。驻守在这片海边的某海防团团长杨伟峰，难忘战争史上的历历往事：二战时日本陆军与海军分庭抗礼，甚至自造航空母舰和潜艇，至今被日本学界痛批“太平洋战争是自己打败自己”。美军以越战和海湾战争中血的代价换来《联合转型路线图》，跌宕起伏几十年才跨过了利益藩篱。

　　不破藩篱，何以破敌！再多的叹息和泪水，也不能告慰前人的鲜血。120年后，面对依然来自海上的威胁，如果我们还看不到强军目标的大势所趋，还打不破自利发展的狭隘格局，我们又怎能肩负起能打仗、打胜仗的担当？！

　　萧瑟秋风今又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复兴的雄心和梦想，不应再被“一己私利”的汹涌掩埋……(记者 魏 兵 王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