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南昌起义以国民党名义发动 2个月后才正名(3)

　　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来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周恩来的这一宣布，意味着起义部队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实际到名义。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刘伯承，后来也在回忆时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不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在起义军失败后，组织接待了一批起义领导人。贺龙当时转移到了上海，他是这次起义军事上的头面人物，名声很大，所以由李维汉负责安置。李当时代表中央与贺龙进行了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时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也参加了此次起义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在当年十月给中央的报告里，对“八一起义”的政治方向提出了意见：“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左派这个名词。”

　　由此看来，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对以国民党名义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且最后事实上抛开国民党招牌，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将部队改组为工农红军，这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须知，当时参加起义的队伍，几乎全数是国民党的队伍，倘若立即拉出共产党的旗帜，对于一些对时局并非十分清楚的中下级军官士兵，是否会予以充分认同，这是值得考虑的。此外，国民党中，当时确实有一批在社会民众里有影响的左派领导人，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他们忠实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在事实上仍表达了国民党主张革命的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后，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名义，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作者为汉中市委党校教授 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