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友叫老六，结婚已七年，夫妻恩爱得深，前几日心血来潮，夫妻二人来到一个酒吧，喝着喝着不知谁提议，“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对方吗？”请把答案写在纸上。到底是夫妻了一场，两人答案一样：“不会”。

　　后来见到二人，又说起这事，我说：“你们活得很真实。”

　　老六说：“不能否认，2002年的我已经不是1995年的我。2002年的她也不是1995年的她了。”

　　人都是在变的。

　　听说中年男人有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升官发财人人都喜欢，人到中年后机会肯定更多一些，不过，死老婆——咒恩爱多年的妻子，未免恶毒了点，其实死老姿的言外之意是肆无忌惮地搞些风流韵事，所以更人道一点，更直接一点、三大喜事倒不如说“升官、发财、婚外恋”！

　　是啊，中年男人，正是花样年华、不幼稚不狂热、既拥有才干与学识，又能从容理智地审时度势。这种心理上的成熟、成就其中一部分人在亨业上崭露头角，在人生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精彩迭起的戏剧，但足家里呢，孩子大了，太太老了，无聊的时候多了，所以“十个男人八个贱，还有两个婚外恋。”

　　灿烂的恋爱，平淡的婚姻，刺激的婚外情，是一种自然的恶性循环。没有多少人能承受在谈情说爱时的轰轰烈烈，蜜月期过后就一潭死水，所以婚外情成了不是出路的出路。

　　婚外情古已有之，《诗经》中，齐风，南山，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翻成白话说是：“鲁国的大路平平坦坦，文姜(齐子)由这条路嫁给了鲁桓公，既然嫁给了鲁桓公，为什么她还要想着别人呢？”

　　这说的是一段风流事。齐子，也就是文姜，她是齐襄公的妹妹，嫁给了鲁桓公、但又和齐襄公私通。

　　没有一种文化中不存在婚外情，没有一种文化标准或准则能够杜绝婚外情现象。人类对婚外私情的偏好似乎是本性对文化的胜利。

　　“你们应该有婚外情！”

　　在1805年的圣经版本中，由于一位印刷工人的不慎造成失误，这版圣经被称为是邪恶的圣经。

　　难道这是一句谶言？从世界各地的传记和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所有时代，所有人种和种族之间，已婚男人和女人的非婚姻性生活表明这是人类欲望的一种普遍现象。

　　圣经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文士和法利塞人带着一个行淫(婚外性行为)时被拿的女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夫子，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不停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些人听到耶稣的话，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全都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位妇人。耶稣直起腰来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酥也宽容，于是，在西方文学名著中，婚外情的故事成了很多经典，法国的《红与黑》、《茶花女》、《包法利夫人》，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美国的《红字》，英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红与黑》是写婚外心理活动的名篇：“于连的出现把德雷纳尔夫人吓得魂不附体，很快地她又受到最残酷的恐惧的折磨。

　　于连的眼泪搅得她心乱如麻。甚至到了再没什么拒绝于连的时候，她也怀着真实的愤怒心情把他推得远远的，接着呢，又投入了他的怀抱。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图。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逃避地狱的幻影。”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在八十年代还是禁书，当时千方百计找来看，还是盗版的，错字连篇，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说起《安掷·卡列尼娜》，不能不说说戴安娜，戴安娜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尽管几个月前查尔斯先承认他有情妇，但传统观念对男人总是宽容的，而对女人“不贞”却存在偏见。身为王妃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戴安娜简直就是小说里的人物，她和安娜·卡列尼娜太像了：同样的贵妇人，同样的美丽，同样的婚姻不幸，同样的叛逆，同样的追求纯粹意义上的爱情，同样的爱儿子，同样的敢于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公开自己的恋情，同样的为传统势力所不容，同样的悲剧结局—风华正茂、香消玉殒，不同的只足一个卧轨自杀，一个车祸身亡。

　　如果你非说这是小说家杜撰的东西，好，按照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原理，这些文学作品反映的一定是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在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原型。

　　远的不说，你看克林顿，贵为总统，婚外情的事也搞的满世界风雨，一场官司就花了几百万美元，独立检察官那边也破费不少。媒体最高兴，像是进入了狂欢节。女主角莱温斯基更是赚了个钵满盆满，肥得流油。老百姓又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算得上皆大欢喜(希拉里也不亏，凭同情就捞到许多政治筹码，比卸任的丈夫还抢手)。

　　到了二十世纪，西风东渐，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张爱玲在上个世纪的上海滩上呆得久了，自然也受到影响，她以《红玫瑰，白玫瑰》中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用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得不到的总是最珍贵的，“饭粘子”和“朱砂痣”，恐怕是形容婚外情的最绝妙的比喻了，令人拍案叫绝。

　　到了二十世纪末，也有女人学张爱玲，生活在上海，有的也穿旗袍，打扮的像张爱玲一样，还写小说，可惜文字实在不行，过眼烟云。

　　女人在男人眼里就好像祖国名胜，没去过时总想去，苦于或无精力或无财力，一但条件具备去了，回来，就再也不想去了。看来钱和闲是婚外情的两个必须条件，西门庆说不止这两个，是五个：“潘驴邓小闲”：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少小；第五要有闲工夫。这套西门庆版的“ISO9000”标准用到现在不太合适，比如驴大行货，那是古人科技落后，知识贫乏造成的，现在这个好办，出了问题请伟哥出马就是。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男人的世界，三妻四妾，比如刚才说到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水浒》里，顶多是婚外性关系，在《金瓶梅》里有点那个意思，但《金瓶梅》是个另类，以它为例不大好说，还是看看《红楼梦》吧，《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琏二爷被凤姐姐管的太紧，就跑到东府贾珍家里娶发尤二姐，还是偷偷摸摸的，“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已，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她，只等一死，便接她过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凤姐姐厉害是厉害，万万没想到老公在隔壁就包起了“二奶”。

　　唐朝是个例上，社会思潮和风尚决定了唐代文人的浪漫情调。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有樊素、小蛮等侍婢。他在杭州做官时天天携妓游玩，这种纵情使宋朝人感到诧异，议论道：“为见当时郡改多暇，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

　　宋朝可能对这种事管的严格些，出了个陈世美，当了驸马就忘了家里的老婆，结果被包公铡了。

　　版本不大一样，情节八九不离十，话说北宋什么什么年间，陈世美辞别父母妻儿，上京赴考，得中榜首。他贪图前程，隐瞒婚史，被招为驸马，在京城中享受荣华富贵，日后，发妻秦香莲找上门来，不想陈世美不念旧情，逐之出府。宰相王延龄听说后召香莲谈话，并邀请陈世美来吃饭。席间，香莲唱曲以讽陈世美，谁知陈世美假装不认识，宰相一怒之下，让香莲到开封府状告陈世美。陈世美一不作二不休，派家将去追杀妻儿。家将得知事情真相后，放了她们，自己抹了脖子。秦香莲告到包公那里，老包先礼后兵，请陈世美来，劝他夫妻二人恢复旧好，被陈世美拒绝。于是，黑老包不顾国太和公主拦阻，将陈世美的脑袋铡了。

　　陈世美死的冤，宋代没有一夫一妻制，重婚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喜新不能厌旧。不过爱人小孩找上门来了，不该不理，杀妻灭口就更不对了。更在大家讨厌陈世美，并不是因为他有了公主，忘了农村的大奶，大搞婚外情，而是因为他杀妻灭口太恶毒，所以千百年来为人唾骂。

　　如今，婚外情这个东西在中国，好像发展势头也很猛，《一声叹息》、《让爱作主》、《来来往往》、《花样年华》等，凭借电视、电影的广泛传播力，早已深入人心，不必多说。

　　大同小异的情节，更多的性的需要，更多的男性的眼光，不过比起新新人类笔下，情欲、性事成为动物性的吸引与交配，还是上几个档次的，同样按照文学源于生活的原理，难道现在，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婚外情泛滥的时代吗？

　　在北京，已经出现调查婚外情的公司，据说生意不错，调查费用一般起价3000元，高则达到5000元。一名已有四年多从业经历的“私人侦探”说，主要是对被调查者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伺机进行偷拍、偷录、偷摄，再加上他们设法弄到的邻居、居委会的有关证言，就足以证明被调查者有婚外情。

　　在广州，作家梁晓声曾面对1000多名女性，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谈谈对婚外恋的理解。”场内笑声掌声四起，梁晓声娓娓而谈：“现实告诉我们，大多数婚外恋结果都不好，当事人非常疲劳、非常累，有时甚至非常恐怖，是灾难。”

　　即使是恐怖的灾难，仍然有人前赴后继。

　　婚外情有理由吗？没有理由吗？

　　说不出理由，喜欢求刺激的人，往往会为了想改变一下一成不变的生活时，而跃跃欲试寻求冒险。并不是缺乏婚姻所带来的性满足，而仅仅只是为了生活的乐趣加分，以调剂他们平凡的生活或享受一时的快感。

　　按成龙的话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婚外情，是挡不住的诱惑，但家却是避风的港湾。

　　用晏殊的《浣溪沙》来抒一下情吧：“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来源：《中华文摘》 摘自：《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