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4日电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东，近日在北京日报撰写长文，回顾中华文明形成期的三大危机、中国近代的六次危机，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历经的五大难关，指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只要弘扬民族精神，必能克服困难、战胜疾病，屡历磨难而常新。

　　中华文明形成期三大危机

　　文章将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和公元初始前后的秦皇汉武时代称为“中华文明形成时代”。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期，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洲这六大原创文明，先后普遍面临着影响全面、决定命运的三大危机：民族部落内部矛盾引发的战乱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剧变的危机———外敌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惟有中华文明顺利战胜三大危机，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一体、连续进化的综合创新模式。

　　第一大危机，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中华民族，炎帝、黄帝、蚩尤等诸多民族部族之间，战乱蜂起。黄帝既是中国原始国家的首创者，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首倡者，他带领中华民族顺利地闯过了第一次大危机。

　　第二次大危机，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起点上，洪水泛滥，生态剧变。“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初步确立起来。

　　第三次大危机，从近两千年前开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往往给农耕为主的农耕民族，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代，中国彻底实现统一大业，并实现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帝国，并大力修筑万里长城，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华文明与古代国家的定型期，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基本定型。

　　文章引述《易经》中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并指出，这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中国近代转型期六次危机

　　文章指出，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古代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工业化转型期却屡次失利，严重滞后。但也正是在抵抗外侮、战胜危机的英勇斗争中，升华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一度落伍的中华民族，转败为胜，变弱为强，死而后生。

　　—第一次危机：1840至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危机：1856至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三次危机：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

　　—第四次危机：1895年，由日本侵略引起的中日甲午战争。

　　—第五次危机：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六次危机：1931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文章认为，近代以来一直孕育着一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综合创新”。

　　改革开放新时期五个难关

　　文章说，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四股大潮汇聚在一起，催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腾飞。但改革开放并非一路顺风。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时间里，至少先后遇到了五道难关。

　　改革起点上的第一道难关：十年浩劫，“两个凡是”。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破坏严重，积重难返；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企图固守毛泽东晚年错误，固守僵化模式，固守僵化观念。此时，邓小平从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改革终于突破坚冰，开始启动。

　　改革关键期的第二道难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世界历史中一个急剧变化的转折点。当代社会主义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曲折。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中国也发生了重大动乱。世界上的一些反华敌对力量，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同时，东亚经济持续起飞，中国经济发展却因整顿而滑坡，这更加剧了外部压力。有些“左”的理论家、政治家企图退守僵化模式。邓小平又处变不惊，出奇制胜，提出了面对变局的两步韬略：在变局未定之时，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在变局初定之际，出奇制胜，转守为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在克服危机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改革关键期的第三道难关：体制转轨，加快发展。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后，中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期，同时也开始了加快发展的经济起飞过程。既要体制转轨，又要加快发展，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遇到的空前难题。经济失控，乃至经济过热苗头的出现，亮出了危险信号。从1993年6月起，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共中央果断采取加强宏观控制的系统措施，成功地实现所谓“软着陆”，终于找到了难题的解决办法。

　　改革关键期的第四道难关：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中国。

　　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起，一场后来席卷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悄然袭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沉着应对，先后采取了四个重要步骤：预先防范，去掉泡沫；稳定币值，沉着应对；扩大内需，自我动力；总结经验，全面创新。中国不仅克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开始了全面创新的探索。

　　改革关键期的第五道难关：九八洪水，特大灾害。

　　洪水冲垮了一些堤坝，却不能冲垮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全党全军全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洪斗争之中，谱写了新时代的“大禹治水”篇章。

　　文章引述江泽民的话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共十六大报告又把民族精神问题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文章说，突如其来地袭击中国一些地方的非典型性肺炎，是一种过去人们不了解的新病毒、新疾病，人们了解它、战胜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只要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定能克服困难，战胜疾病，国家与民族定会历经百劫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