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对每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痛苦,面对痛苦我们确实应该有所长进,在新痛来时,不会旧痛复发。”今天,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徐丽(尊重本人意愿,化名)给本报发来传真,她表示:“这段经历几乎使我崩溃,短暂22天中充斥着病毒、内疚、爱和感激。我尽量不为昨天伤痛,因为很多人已经永远没有明天。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
徐丽,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2月,她需要到广东出差。出门前,听说广东省有非典型肺炎疫情,有些担心。母亲在当地一家党报工作,特地为她查阅了一些报纸,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为此,53岁的父亲还从互联网查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2月18日,徐丽和弟弟随身带着一些板蓝根出发了。
抵达广州,出租车司机告诉徐丽:“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不害怕。”之后,她辗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徐丽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发烧38.8度,徐丽走进太原一家大医院,告诉医生:“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医生笑了,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X光片和血液检华北首例非典患者传染路线图查,医生说:“不是非典”,开出了阿奇霉素等静脉点滴。当晚,徐丽到另一家医院输液。她担心诊断有误,再挂一次号,结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丽高烧达到40度,赶往又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仍是“感冒”,输液改用青霉素。
2月27日,徐的丈夫打电话到广州一家医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体感染。”徐丽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衣原体、血液,结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会传染”。在这家医院输液后,她体温一直很高。
徐丽说:“后来回想,我始终不能明白,在这个信息从地球南边转到北边只需要2秒钟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些省会一流的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
2月27日,事情发生了转折。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了解了发病过程,要求“腾出特护病房,大家加戴口罩”。但治疗依然不见起色。
2月28日,丈夫提出“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并选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主动提出陪同,并出动了当地120救护车送往北京。3月1日凌晨1时,到达北京301医院。因是星期六,无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诊病房。同病房有另外3个病友。此时,徐丽高烧不退,浑身发抖,几乎丧失希望。但妈妈说:“301医院是全国最好的,信息肯定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魏东光大夫返回了太原,不久,也被发现感染了S ARS病毒,此外,太原还有两名护士被感染。
回首往事,徐丽说:“医生、护士也是受害者。广东去年11月份就发病,难道国家级的医院连必要的通知都没有接到吗?”
3月3日,徐丽转入呼吸科病房。徐丽的妈妈也高烧39度,仍趴到徐丽床边,喂她喝水,含泪安慰她。第二天,主治大夫佘丹阳告诉徐丽和家人:这种病与广东的非典情况符合,赶紧分隔病房,安排徐妈妈住院。她此时得知,爸爸在太原也高烧,被确诊为支气管炎,输液几天,病情恶化。3月5日,徐父也来到北京301医院。由于301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安排他们转入解放军302医院。徐丽的丈夫打电话给北京急救中心要来了救护车。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向记者回忆:从301医院转送302医院,转运车辆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
此后,302医院1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随后,301医院发现感染病例。4月14日,天津发现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302医院就医。
徐丽回忆:“我和母亲被家人和朋友抬着,父亲被搀扶着,带着担忧甚至恐慌走进了302医院。”她的丈夫给南方一家影响较大的报社打电话,希望能够以自己的经历向社会发出警示,宣传非典知识,告诉大家非典传染力有多强。但对方接听电话的人没等他说完,就说:“跟当地医疗部门联系吧!”,把电话挂掉了。
在302医院,徐丽及其父母住进同一个病房。徐丽退烧了,身体出现好转迹象,而爸爸却剧烈咳嗽,5天5夜睡不好觉,一躺下就咳嗽。
3月7日,徐丽和母亲被告知,由于设备原因,父亲被转院了。其实,父亲已经病情恶化,正在进行紧急抢救。著名医学专家、74岁的姜素椿教授和很多医生、护士投入了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离开人世。
当父亲“转院”的时候,母亲就本能地说:“你爸会有事。”徐丽安慰她:“没事,没事。”母亲意味深长地叹息道:“有些事情要想到最坏的后果,如果连最坏的事情都接受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3月15日,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3月8日,丈夫接到电话,1岁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继出现了非典症状!医生们十分为难———“孩子如果不是这病,来医院后被传染怎么办?”,“去其他医院,对非典的治疗情况又会如何?”权衡利弊,302医院还是接收了徐的弟弟、弟媳和孩子入院治疗。
3月12日,徐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现症状,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也出现10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302医院非典患者不断增多,而徐丽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反复指出:“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她写到:“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地用到宣传SARS知识上,那该多好啊。”
3月15日,身体极度虚弱的徐丽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结核病院继续隔离观察。5月22日,出院回家。
目前,徐丽及其亲属们在社会上处境不好,未同他们见过面的亲属,也不能正常上班。很多人不理她的一家,家门口能见到指名道姓的脏话。“现在,以前认识的人跟我说话,我会很感激他们。”徐丽说。
根据关于名誉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健康状况属于个人有权不公开的私人信息。尤其是传染病,法律规定未经本人许可,不得公开患者的姓名、住址等信息。但未经徐丽允许,一家电视台公开报道了她的名字。家人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要打官司,就打去。”
(文章原载于《中国青年报》,作者: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