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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证杀人
电影《钢琴家》里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剧,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标开始的,而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则因没有暂住证,惨死广州
如果没有非典这件事,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的死,恐怕要成为时下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新闻之一了。
简单的背景是,孙志刚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查出,结果,在收容期里莫名而死。后续的新闻是,警方允诺赔偿2000元,家属不干,要追究个水落石出。顺带说一句,我不喜欢有些媒体的标题:“大学毕业生惨死派出所”——我想,即便是乞丐、犯罪嫌疑人,也没有随便被弄死的道理。
有个网友名字特别,叫“憎恨劣警”。不知道他受过什么伤害,以至于起了这么个名字出气,现在,孙志刚的死,恐怕又可以为他的憎恨添加新的内容了。
你可以说只要是劣警,他怎么都会杀人;而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暂住证制度,起码他可以少一个杀人的借口。其实,除了孙的遭遇外,在坊间广为流传的暂住证与劣警的故事我已经听得太多。所以,我把文章的矛头指向暂住证,而不是劣警,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某个人。
关于暂住证,非议不少。我体会,这东西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部分地剥夺了人的迁徙权,而迁徙权被公认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二是以地缘为理由,把人客观上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阶层歧视。而事实上,这种地缘因素上的人群分类和血缘因素上的人群分类一样没有道理。突然想起电影《钢琴家》的一个镜头: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剧,就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标开始的。
抛开暂住证,联想一下所有的证件,以及一切象征身份的标识物,我们可能过多地理解了它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们作为一种区别人群和组织社会的负面作用。我想,所谓的证件式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管理,它不仅缘起于人群类别化的歧视观念,而且是组织管理能力低下和缺乏自信的表现。所以,这种管理只能是在最低限度内使用,并且越少越好,将将够用最好。
而目前的情况是,证件式管理正在被无限地发扬光大,其结果是,人群歧视越来越严重,人的自由空间感和权利意志被日益挤压——如果我的身份证还足以证明我的法律身份的话,那么,暂住证使我仅仅觉得我在某一地可以从容活动;接着,出入证又把我限制在许多禁区之外;连车证也告诉我,我的车和我一样,身边到处是雷池。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每一个证件都赋予了一部分人以特别的权力,而类似的权力资源又可无限扩大,这样,权力拥有者就可以假这种莫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滥用权力,伤害他人。孙志刚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从反对证件式管理的角度讲,我们有理由继续关注此案,并坚决地支持孙志刚的家属将此事追究到底。我认为,我们的态度要像对待非典病毒一样,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是我好事,而是如果不全胜,下一个死去的没准就是我们自己。(作者:滕云)
媒体与社会责任
在这场非典危机中,由于媒体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充当了一个积极的第三者作用,使政府、百姓、媒体之间,形成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健康关系
“非典”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北京出现的抢购风波。为此我在自己所供职的媒体上撰写社评。说实在话,作为一个媒体评论员,能找到这样一个让自己的良心和外在的尺度都熨帖的题目,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个题目的可贵,在于它的可言说性。以抢购之事而论,疫情信息公开之后,百姓出于最初的恐慌而有了超出实际需求的抢购;而面对难题,政府积极组织货源、及时补货,以正面的供求信息平抑市场,而没有采取诸如限量购买等传统手段;百姓则正确解读了市场信号而与政府的承诺之间取得了默契,迅速恢复平常心态,没有倒向真正的疯狂。
这样一个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的典型过程,对于媒体评论员而言,如果我的立场和行动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媒体的态度,那么百姓与政府的互动之中就又有了第三者,政府、百姓、媒体之间,形成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健康关系。
这场疫情实在是灾难,而这场灾难的后果,到现在还没有充分显露,露出来的,反倒是一些好处。媒体或沙龙里的舆论,已经把非典疫情说成了重要的转折。对于这一转折的深刻含义,我没有能力与学问家们唱和,而我体会到的,是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由疫情初起时媒体沉默,到后来的“一律发新华社通稿”,再到最终的自主报道,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完成了媒体期盼了多少年的新闻改革的全过程。
政府的实话实说,媒体的如实报道,让老百姓对媒体和政府建立了信任。
而正是这种信任,让整个社会在疫情蔓延的危局下,还能稳住阵脚。整个抗击疫情的过程可以视作一场放大了的抢购风波,由于政府、百姓、媒体之间急就而成的互信关系,终于没有滑向因互不信任而导致失控局面。
就常态而言,政府、百姓、媒体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典型的“多次博弈”的过程,没有长期的相互摸底,就没办法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典疫情的突袭,使整个社会进入非典型状态,各种关系也以非典型的方式得到调适,政府、百姓、媒体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急就而成。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所表现出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让身为媒体人的我,都有些感动——于危机之中得到更多自主权的媒体,并没有因为管束放松而胡言乱语;百姓也没有受媒体蛊惑而限于混乱,这一切都让人有意外惊喜。
其实没什么意外,事情本该如此。是“非典”的到来,为一种已经孕育成功的新的社会关系完成了催生的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我同意“非典”是危机也是契机的说法。(作者: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