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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SARS疫情趋于缓和,北京周边地区则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
有专家预言,被称为首都“护城河”的河北,将在6月份迎来SARS爆发的高峰期。而河北方面正在千方百计阻击SARS的蔓延,一场群众参与程度空前之高的“人民战争”之网已经铺开
50岁的孙恒已经快半个月没有进家门了。这些天,他放弃了一切营生,和妻子独自住在村外。孙恒每晚睡帐篷——其实那只是一个用塑料布搭起的仅能容下一人的小棚子,根本不能挡风遮雨。
地面凹凸不平,铺了层砖头,上面盖了层毡子,孙恒就睡在这简陋的“床”上,他家的东风牌卡车停在不远处,孙恒的妻子每晚则睡在车上。
两个上中学却停课在家的孩子,每天做好饭给他们送来,夫妻二人使用的餐具是单独的,孩子们把饭倒在他们的碗里,然后就赶紧离开。吃完饭,他们自己洗碗。
他们还单独使用一个便坑,坑底铺着厚厚的石灰,据说石灰是可以杀毒的。
如果不是走到近前,记者很难相信会存在这样的场景。类似的措施似乎只是用来对待麻风病人的,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而孙恒和他的妻子则是健康人,至少,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任何病症。
这都是SARS闹的。距离孙恒的帐篷不远,立着一块石头标志,上面写着“防非典隔离区”。孙恒两口子被隔离了。
因SARS而草木皆兵
孙恒是河北涿州市东仙坡镇西仙坡村人,50岁。夫妻拥有一辆卡车,靠给村里的砖厂拉砖维持生计,并供两个孩子上学。
4月底至5月初的一段时间,他们二人曾经到过北京地界。说是北京,其实他们只是把砖运到了琉璃河乡,离村子不过10多里的距离。进入5月,因为疫情越来越重,所有的工程都停下来了。5月6日,孙恒和妻子只好回来了。
如果5月2日之前回来,他还可以在家自我隔离。但他回来得晚了一点,镇里已经有了新的规定:2日以后返乡人员,全部要在村外搭帐篷隔离21天,一切正常才可以进村。就这样,二人开始了在村外的“野人”生活,至今已经快半个月了。
见到孙恒时,他正抱着收音机一个人在窝棚周围溜达。看起来他的心情还不错。这些天他每天都测体温,一直正常。他说,对镇里采取这样严格的隔离措施能理解,“严点儿好,对自己负责,对乡亲也负责。”
东仙坡镇党委书记韩俊田告诉记者,虽然上面规定隔离14天就可以了,但听说这个病的潜伏期最长可以到21天,所以镇里为保险起见,把隔离期限提高到了21天。
每天陪伴孙恒的只有那部小收音机,这收音机是镇里的包村干部(控制SARS也包干到人)李建军买来送给他的,让他一个人生活不至于太寂寞。
沿着107国道驶出北京界,首先进入的便是东仙坡镇。这个在招商引资时一直将“与北京零距离”作为招牌的小镇,忽然间发现,这个优势一下子变成了劣势。在对抗SARS的战争中,东仙坡镇身不由己地站在了阵地的最前沿。
如今,从北京进入该镇的各个路口都被严密地把守住了,每一辆从北京方向开来的车都被要求停车消毒,车上的人则要接受体温检查和进行健康状况登记。每个村子的每个进村路口都封闭了,有专人24小时把守,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东仙坡镇至今未出现SARS病例,但邻近的东城坊镇的教训让镇里领导不敢再大意——正是在那个镇出现的SARS病例,导致涿州3个市级领导和若干乡镇领导的下台。
东仙坡镇动员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预防疫情。“现在别的工作都放下了,一心一意抗非典。”韩俊田说。确实,东仙坡镇的地理位置太特别了——6个村和北京接壤,除了107国道,还有23条铁路经过,往来的人流量非常大。即使在SARS疫情蔓延最严重的时期,每天从北京出城经过东仙坡镇的车辆还接近3万辆。
北京的SARS疫情刚刚走向透明化的那段时间——4月20日到25日左右,大量的返乡民工经过东仙坡镇。因为长途汽车开到京冀交界处就停了,所以很多民工只能扛着行李沿107国道行走,场面非常“壮观”。甚至有几个人买了一辆三轮车,一路骑到石家庄,然后再坐车回老家。
东仙坡镇自己也有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总数为2231人,占这个只有3万人口的乡镇总人口的1/10左右,其中95%的人在北京打工。截至5月13日,已有874人返乡。进入5月,东仙坡镇开始控制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镇里给每个有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发了一封信,信里写道:
“在抗击非典的严峻时刻,镇党委和镇政府和同你们一样,时刻关心着您的亲人的身体健康。但由于我市返乡人员多,已造成松林店、开放区、东城坊等6个乡镇出现疫情。出于对您的亲属和村民的安全考虑,希望您让您的亲人在近期内不要返乡。”
从5月15日开始,镇里决定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要求每户有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与镇里签订合同,并缴纳2000元的押金。如外出人员执意返乡,必须要进行村外隔离。发现擅自入村者,除扣除押金外,造成相应后果的,还要按《传染病防治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于已经返乡的人员,镇里要求进行测体温、胸透和验血等三项体检,并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家庭隔离。
镇里制作了标明“务工返乡户”的红底黑字的木牌,挂在有返乡人员的家门口。后来,这一标志统一改成了“非典隔离户”。
韩俊田告诉记者,为了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东仙坡镇已经印制了35000多份宣传材料,5000多条标语。韩俊田说,思想工作其实还是很好做的,只要问老百姓一句: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因为抗击SARS的运动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无论控制措施看起来多么严厉,所有的老百姓都对此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政府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感受到一项决定会如此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了 只要哪一家有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或有外来人员进入,立刻就会有人向村干部或镇干部汇报。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次抗击非典是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次。”涿州市人大副主任郭占元说。郭占元是在东仙坡镇蹲点的市级领导之一,这段时间都吃住在镇里。“现在老百姓已经全部发动起来了,24小时有人值守,没有人偷懒,一有情况马上汇报。跟你说,这段时间哪,小偷的损失不小。”话到最后,郭占元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在对抗疫情中,当地群众的参与程度之高、要求之严确实超过了记者的想象。
当记者在涿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和东仙坡镇一位干部的带领下,来到常店村口时,两位身材剽悍的村民在村口拦住了我们。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村里外出打工人员的名单,见到名单上的人,一方面不让这些人进村,另一方面要马上报告。
记者告诉他们同行的是市里的干部,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村领导的允许,谁也不能进村。最后通过电话联系,一位村领导亲自到路口迎接,我们才在浑身上下喷足了消毒液后被允许进村。
乡村再现“人民战争”
转换一下时空,由涿州向南约200公里,处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城杨庄村,气氛显然要缓和很多。这里隶属河北正定县正定镇,距离石家庄只有不到20公里。由于远离北京,这里的人们明显不像涿州人那么紧张。
5月13日下午1点半钟,村民徐军亮懒洋洋地坐在大门口,光着脚享受着初夏的阳光。聊起疫情,他很干脆地说不怕,怕啥哩。他的一个儿子在西安做贩卖家具的生意,至今没有回家,村里也已经和他打过招呼,叫他让儿子近期内不要回来。记者问他是否担心儿子,他很不客气地回答:“担心啥,都那么大了,可懂事,比你还懂事哩。”
在徐家门前约50米的地方,就是村里靠南边的一个路口,他的乡亲付建忠穿着白大褂,歪戴着口罩站在村口值班,进出村口的村民开玩笑地喊他“付大夫”。付建忠是被村里临时抽调来执勤的,每个岗两班倒,24小时不停。每值一个班,付建忠可以得到15块钱,相当于一个义务工。
城杨庄村有近400户人家,是个规模不小的村子,但整个村只有3人在外打工未回,除了徐军亮的一个儿子外,还有两人在兰州,所以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压力不大。从4月下旬开始,村子还是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对付SARS上来,做好了各个方面的准备。
村里将有关SARS病症和预防的知识印刷下来,分三次挨家挨户发放。村干部把这种宣传材料叫做“明白纸”。村里还统一购买了一批5斤一桶的过氧乙酸,每户发放一桶,人口多的发两桶,让村民自行消毒。
疫情的恐惧让城杨庄村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一星期以前,村里已经搞了一次大扫除。村支书刘德强对此还不满意,他告诉记者,全村正准备再彻底搞一次。他拿出一份起草完成的卫生评比规定,说以后要在村里形成制度,每月搞一次卫生。
在位于保定市城乡结合部的薛刘营村,记者看到各个进村的路口全部被封闭起来了。年过七旬的段福中老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红袖标检查往来人等的证件。这个村子由于靠近市区,居民成分也比较杂,有土地已经被征用的农民,有工人,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村里为不同的人制作了不同的证件,农民持红证,工人持黄证,外来人口用绿证。而没有证件的人想要进村是被禁止的。
段福中义务地为村里服务,当被问到值勤是否有报酬时,他回答说:“都到了要命的节骨眼上了,还什么钱不钱的?”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只要事关自身,老百姓的积极参与程度之高是超出所有预先设想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农村的预防措施都要超出城市,这在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尤其突出。
涿州:被SARS击中
在地理位置上,河北涿州紧邻京城的南大门,是“护城河”的最前沿。
SARS疫情的不期而至,多少让涿州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咬了一口。作为保定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涿州截至5月16日已经发现临床诊断SARS病例11例,占保定市全部已公布确诊病例的三分之一强。为此,涿州付出了代价,包括一名市委副书记、一名副市长和一名市人大副主任在内的3位市级领导于5月初被撤职,同时被处分的还有若干名乡镇一级的领导干部。
细究下来,涿州的SARS链条并不复杂。5月15日下午,涿州市副市长王金甫在会议的间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说,涿州市确诊的11名SARS病例分别属于3个传播链条,其中两个为单一病例,也就是说病毒携带者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没有传染更多的人。另外9例SARS患者则同属一个传播链。
这一链条的传染源是涿州市东城坊乡西疃村的村民贾淑英。贾淑英已经于4月30日死亡,成为保定地区已公布的4名SARS死亡者中最早死亡的一个。虽然已经死去,但涿州人仿佛没有给予贾淑英多少同情,很多人谈起她,语气中都充满了埋怨,因为她给整个涿州带来了“麻烦”。
东仙坡镇的一位干部将其称为涿州的“第一号大毒弹”。
同河北近7成的SARS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一样,贾淑英也是从北京将病毒带回家乡的。4月初,贾淑英的丈夫刘克俭因患心脑血管疾病住进了北京朝阳医院,贾淑英前往医院护理,直到4月14日回家。不久,贾淑英即出现了发烧等症状。但是直到12天以后,贾淑英才被送到保定就诊,4天后,贾淑英死在了保定市传染病医院。贾淑英的丈夫刘克俭、儿子刘建军、女儿刘英杰均被传染。
在出现发烧等病症之后,贾淑英曾到镇上的一家私人诊所输液,造成诊所大夫孙建明以及一同在诊所看病的王玉芝和马淑英感染了SARS病毒。这样贾淑英一人就造成了4个家庭共9人感染。幸好只有她一人死亡,其余9人的病情都得到了控制。
涿州市副市长王金甫对记者说,贾淑英发病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没有被撤职,全国各地对SARS疫情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涿州也不例外。贾淑英的病症不但没有及时反映到市里,连其本人也未加重视。
在贾淑英确诊为SARS后,和她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均被隔离观察。在5月1日这一天,其中6人由疑似患者被确诊临床诊断病例。恰巧,国务院督导组当时正在在保定检查工作,6例来自涿州的患者在一天内被确诊,这引起了保定市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保定市即对涿州的有关领导进行了处理。
在涿州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下面的干部对被免职的领导表示同情的声音。但同时也有人表示,和北京免去两位部长级官员成为全国抗SARS疫情的转折点一样,3位市级领导被处分也成为涿州市对抗疫情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此后,全市上下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
对于进一步控制疫情,王金甫显得信心十足。他说,有过一次教训后,涿州掌握了SARS病症的传播特点,即潜伏期长、传播链条单一、具有明显的家族性。针对这些特点,涿州采取了很多针对性很强的措施。
王金甫特别强调了对乡医的管理。经过贾淑英的教训,涿州向所有基层医疗机构下发了两次文件,并组织全市乡医的培训,要求所有乡医对发烧的病人可以接诊但不能收诊,一旦发现立即上报。通过这个网络,王金甫说每天都能拿到全市有多少人发烧,以及每个发烧患者症状的报告。
作为一个县级市,涿州的医疗条件可以让王金甫感到一丝自豪。除了3家县级医院外,保定市第二医院设在涿州,还有12家中央直属单位的机关医院。这样的医疗条件是一般的县级市无可企及的。
“自5月5日以来,涿州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王说。
保定:医务人员零感染
在保定火车站,记者看到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下车出站的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体温异常的都要及时登记并送往医院。目前,每日在保定火车站下车的人大约稳定在3500人左右。为限制来自北京的客流,往返于北京西站和石家庄之间的T511、T512、T513、T514次列车均已经停开。
北京到张家口、秦皇岛和承德等地的列车也由每日开行改为隔日开行。
保定的客运受到很大影响,正常时期,保定长途汽车站每天开往全国各地的汽车约在730班次,现在每天只剩下10班次左右了。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是保定地区惟一一家定点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在记者到来的前两天,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刚刚来过这里。据公开的报道,世卫组织专家对这所医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进入医院的大门,迎面就是6层楼的病房。在阳台上,一群医护人员穿着睡衣正在晒太阳。病房已经被整体隔离,所有的一线医护人员都只能待在隔离区里。在靠近围墙的位置,医院搭了两排简易房,院领导和二线、三线的医院人员都在这里办公。
到记者采访时为止,该院收治SARS病人有3人死亡,其中两人年龄较大,另一个有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有6人治愈出院。
但该院收治SARS患者的总数,却是一个谜一样的数字,医院党委书记董建军只肯说是30多个,问到具体数字,他就开始翻报纸,找公开报道的数字。
有一个成绩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从4月18日收治了河北省第一例SARS患者以来,这家医院保持了医务容易零感染的记录。对此,世卫组织的专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目前共有医生52人、护士84人,拥有170多张病床。开始专门收治SARS患者以来,该院又从其他医院借调来30多人充实到了一线。以前,该医院收治的大多是患结核、肝炎和肠胃方面传染病的患者,对待SARS也一无所知。但董建军强调说,该院比一般的综合性医院天然地具备一些优势,比如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有医院病房的设计,传染病医院的病房和门诊是相对独立的,住院区和清洁区之间有双重的走廊和缓冲区,对控制病毒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看过病房后,世卫组织专家说,病房设计达到了世卫的要求,并对中国一个普通城市有这样条件的传染病医院感到意外。
不惜一切代价的救治是救治成果显著的重要原因,董建军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从开始接收SARS病例以来,传染病医院已经花费了60万元以上。用保定市SARS专家组成员、市第一医院内四科副主任俞玎的话说,病人的康复是“拿钱堆出来的”。
北京的尴尬
河北省在对抗SARS的战役中提出的口号是:当好首都的“护城河”,“抗大疫,保首都”,但是河北在此役中所受的打击,却恰恰来自它所要保卫的北京。
在河北境内采访的一星期时间里,记者明显地感受到河北人对北京的别样心态,来自北京的人总是被异样的目光打量着。
在保定的冀澳宾馆,记者一行先开了在三楼的房间,随即被以装修为理由请到了四楼。在四楼的楼梯口,服务员立了一块“宾客止步”的牌子,于是记者一行三人就这样被隔离到了一个楼层。
河北人异样的目光有着他的理由。5月9日,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在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已确认的河北SARS患者中有7成以上的传染源可以追溯到北京。
在保定市传染病医院就诊的一家人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一家中年龄最长的曹瑞华是4月18日住进传染病医院的,他是河北第一例确诊的SARS患者,已经于4月27日死亡。在医院里,还住着他的一家4口。
4月8日,曹瑞华的哥哥曹新华在北京死于不明病症。当时,SARS疫情在北京还讳莫如深,直到后来,曹新华才被确认死于SARS。曹新华死后,曹瑞华携妻子李艳荣、儿子曹利、女婿安海峰等前往北京奔丧,4月9日返回保定。结果乘坐一辆车的这几个人全部感染了SARS病毒,并在一段时间以后相继发病。
此后,李艳蓉跟朋友徐素琴又去了一次北京,将病毒传染给了徐素琴。徐的侄女崔娇是河南人,在保定打工,住在徐家。徐出现发烧症状后,崔娇照顾她,结果被感染。徐的丈夫南明军和女儿侥幸未被感染。
发病早期,曹瑞华曾到位于保定金台一街的王华诊所输液,给他看病的大夫冉军被传染。他的女婿安海峰在出现发烧之后,曾经到保定市职工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其间他隐瞒了曾于近期到过北京的经历。在他住院期间,他一共近距离接触了29人。这些人在隔离观察后,所幸没有人发病。
像曹氏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多数SARS患者的病源都可以追到北京。
“护城河”的软肋在哪里?
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了河北疫情后,发出了对河北的旅游警告。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告称,经过对河北疫情的评估,世卫组织建议人们推迟所有前往河北省境内的非必要旅行。另外,有专家预计,河北省将在6月份迎来SARS爆发的高峰期。
目前,河北全省已有11个地市有病例报告,波及56个区、县。其中以张家口、唐山、保定的病例较多,其次为石家庄和廊坊,这五个地区集中了全省90%的病例。在发病总数上,河北已经排在了全国第5位。
SARS向农村蔓延是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为此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并为此设立了20亿元的专项基金。
记者在石家庄采访期间,正赶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河北考察。河北省领导和世卫组织专家的会面严格保密,卫生系统自己的宣传干部只有3分钟的时间现场拍照,其他记者一律被挡在门外。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又到河北考察。
当记者来到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朱会宾的办公室时,这位主任正忙着准备当天下午的一个活动。而副主任曹继平则对采访百般推诿。所以,河北省级层面如何在农村阻击SARS,记者没能掌握官方信息。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较多,临床诊断病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农民,占全省病例的22%,如果算上民工的比例,则总数高达33.5%。而在全国范围内,截止到5月12日,农村地区确诊的非典病例为155例,只占患病总数的6.2%。
专家认为,河北省SARS临床诊断病例中农民和民工的比例较高,从疫区回家的民工和学生造成的输入性病例是原因之一,输入性病例已在一定范围造成本地的继发感染。另据报道,近日河北的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学生发病人数也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传部的刘国华说,目前省里抗SARS的工作重点是最大限度地控制外出人口返乡,在这方面,河北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光保定一地就有20万外出人员。随着麦收的临近,新一轮返乡潮即将到来。刘国华认为,农村人预防意识较差,一旦有人得病,亲戚街坊都去看,这对控制疾病的传播很不利。
但记者的采访证明,只要在广大农村对疫情的宣传得力,让农民提高预防意识,农民的参与程度之高是超乎想象的,这一点将有助于阻止疫情在农村大规模蔓延。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保卫“护城河”
作者: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