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海口五月二十九日电 题：中国学者谈“非典”创社会结构调整契机
作者 琼芬
海南大学教授詹长智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最新出版的《转轨通讯》上发表文章说，SARS疫情是深化认识和积极调整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重要机会。
这位教授指出，这次非典疫情与过去发生过的自然灾害的不同之处在于，地震、洪水灾害的影响范围是局部的或者受影响的人口群体是有限的，影响的方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非典疫情实际上已经造成人人自危，并且影响到了中国人、华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它已经引起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华人社会、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人与人、民众与政府等等关系的思考与讨论。
詹长智说，在这次防疫抗病的过程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医患关系的调整，医护人员社会角色的回归和职业道德的提升。医生和护士再一次重温他们在选择这一职业时的誓词，做出合乎职业道德的选择，体现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灾难使“悬壶济世”、“舍生取义”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得以回归、彰显与发扬光大。
他分析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共十六大强调了“执政为民”的理念，但是能否将这一原则和理念真正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上，在处理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就可以得到检验。
在抗击非典疫情的过程中，最高决策层以严肃和果断的态度施行中央政府“阁员问责制”和严令地方官“守土有责”的做法，首次实行重大疫情公开报告制度，对新闻媒体和国际社会实行了最大限度的透明度，这是提高政治文明程度，向民本主义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
詹长智认为，在一个体现人文关怀和“以民为本”的社会中，还要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在社会危机爆发时，要真正体现公民生命价值至上的原则，要不惜一切物质代价挽救生命。中国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实行对社会危机遇难者的国家哀悼制度。这项制度应该从这次361号潜艇官兵和这次非典疫情全体遇难者开始。
他说，这次抗击非典疫情的过程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张扬，也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深层问题的一次检验。在危机爆发的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是政府及其官员如何履行公共职责；另一方面，如何倡导和弘扬公民的公共精神。因为应对社会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协同作战。
在他看来，抗击非典疫情的前期一些失误，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理念与法律体系缺失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在二00三年四月二十日，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负责任的举措之后，才初显对官员与公民政治与社会意识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