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二日电 中新时评：谁推倒了SARS多米诺骨牌？
中新社记者 赖海隆
徐丽(化名)是华北地区SARS几乎失控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二00三年二月十八日，徐丽从太原启程到广州。当时，这位二十七岁的女子并不知道自己正踏上一条充满SARS病毒与死亡的道路。
徐丽二十三日从广州返回的时候，SARS已悄无声息地依附在她的身上。并在此后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夺去了她双亲的生命。同时，她带回的病毒至少已在四个省市肆虐横行。到六月一日十时止，这四个省市共有三千四百一十九人被确认为SARS患者，有二百四十四人被SARS夺去了生命。
直到现在，徐丽仍困感不解的是：在她启程去广州之前，广东民间已谈SARS色变。可是，除了听到对所谓SARS传言的严厉驳斥外，进出广东的徐丽们没有得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正式警告。
更为可怕的是：当徐丽带着SARS这种传播速度极快的凶猛病毒回到太原的时候，整个山西对SARS几乎没有设防！后来我们知道，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省市都对SARS侵入毫无戒备！
徐丽在给中国青年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始终不能明白，在这个信息从地球南边转到北边只需要二秒钟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些省会一流的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
当发烧三十八度八度的徐丽走进太原一家大医院，告诉医生：“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医生甚至笑了，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内心深感不安的徐丽又接连去了两家医院，但医生们都说“不是‘非典’”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SARS作为传染病，还没有被北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所认识，也没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同时也没有不允许转院的限制，因此，当徐丽没有任何防护地从山西转移到北京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这样，徐丽就有了两个令她自己很不愉快的身份：山西首例SARS患者和北京首例SARS患者。
甚至在北京大医院的医生也没多少人对这种疾病有更多的认识。在将徐丽从三零一医院转送三零二医院时，转运车辆竟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
令SARS几乎失控的多米诺骨牌终于被推倒了：三零二医院十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随后，三零一医院发现感染病例。四月十四日，天津发现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三零二医院就医。
三月十二日，徐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现症状，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也出现十多例感染患者。三月二十七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SARS向全国蔓延？尽管SARS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一种病毒，但是它已在广东发作了三个月之久，至少已知它的毒性极强，传染速度极快，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全国通报关于SARS病毒全面真实的信息，乃至发出必要的警告？
不幸的是，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直到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之前，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
将信息控制住是中国的许多地方官员长期以来在灾难发生时的第一反应。发布真实的信息是有成本的，如果在外界得知真相之前就把危机处理掉，这在危机处理中是成本最低的，也能将危机的有害影响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有些官员之所以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危机，因为它是保持当地GPD产值继续增长的最好方式，而GDP的产值又反过来维系着一方官员的升迁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思维里出现“GDP大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SARS这样的病毒却是很难被隐藏住的。你越想隐藏，它却越加猛烈地爆发出来，以至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严重后果是令政府和民众都没对SARS病毒对人类的侵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从而给SARS长驱直入，并迅速蔓延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直到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之后，那几乎失控的SARS多米诺骨牌才没有继续倒下去。
信息的公开透明是阻断SARS疫情蔓延的一剂良药。虽然，民众在突然出现的一组庞大的疫情统计数字面前，曾经表现出一阵慌乱，但是这样的慌乱很快就平息了。因为民众在了解疫情严重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央地方政府采取的各种严厉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所取得的显著效果。这让在SARS面前曾经显得无助的民众慢慢寻回自信，并开始积极与政府配合，或自发，或有组织形成对SARS的一道坚固的防线。
打破原有的行政条块分割是有效抗击SARS的另一个良方。各个疫区不再孤立无援：当北京出现抗炎物质紧缺的时候，立即得到了全国的支援；而一旦北京情况好转时，又立即将抗炎物资支援全国。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医疗人员中间，一个互通的信息平台正在建立，广东的治疗SARS的权威频繁出现在各地疫区，并将广东卓有成效的中西医疗法推广了到全国。
不过，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这张良方是在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之后才开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