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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成都技术产权交易所的电子信息屏上出现了股票转让的信息,“黑股民们”可以通过成交所将自己手里的股权进行挂牌转让——与A、B股股民不同,“黑股民”因为投资过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柜台交易市场而成为“黑户”。
“非常大胆”,听说此事的一些业内人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此举。自从1998年各地柜台市场被关闭后,在成交所之前,一直没有地方敢公开重启“股票交易”。
而今成都仅是个开始,据中国《新闻周刊》获悉,上海、青岛等中国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试探行为。
5月12日——股市“五一”休市结束,这是“非典”肆虐后开盘的第一天,本刊记者在青岛中信万通证券标山路交易大厅见到了资深“黑股民”沈东。他早早地就来到大厅。
“不是我不在乎非典,而是和权证带来的长期打击比,这算什么?更惨的是,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人管过我们。”沈东对中国《新闻周刊》抱怨道。
“以前在地方上存在的权证市场,及STAQ、NET法人股系统,都是场外柜台交易。在资本市场体系中被称之为‘场外柜台交易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记者了解,像沈东这样在权证上遭受惨痛打击的股民,在青岛有6万,而在中国,还有近10个城市也有类似状况。
1998年底,根据中国证监会的10号文,全国多个城市自行开设的权证交易被全部停止,像沈东这样当时手里还有权证的投资者,因为没有办法卖出,多数被“套牢”了。
模糊中产生
柜台交易较早出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山东。
“10年前,《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在中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出现了除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之外的中国的第三个证券交易所。”
“第三交易所”这个听上去很嫡出的名份,让这个圈里的人至今仍铭记在心,尤其是王道云。《华尔街日报》所指的那个城市就是淄博。而现任中信证券山东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的王道云,从1993年8月18日的试运行,到1999年9月9日关闭,一直是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下简称淄博系统)的总经理。
“多年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开设时没有准生证,但深交所幸运地生存下来了,淄博系统也没有准生证,而‘淄博系统’夭折了。”王说。
5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王道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当年设计这个柜台市场,主要依据是1988年国务院发的国函(1988)63号文件。”
这个权证市场的成立是为了给乡镇的中小企业融资,王道云强调成立淄博系统的初衷。
据王介绍,63号文件把淄博市周村区定位为农村改革试验区。其中第6条就是吸收社会投资的有关办法,主要是股票的发行和转移,通过股份合作制的方法,探索向社会筹集企业发展资金,文件还提到了设立与股份合作制相配合的股份流通和转让。
中国资本市场上著名的老基金淄博基金,在这种背景下于1990年12月15日成立。淄博基金大量投资当地的乡镇中小企业,到1992年上半年,淄博地区已经有70多家公募改制成功的股份制企业。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社会股东的流通要求。
“淄博基金的发展趋势很好,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高层官员听取了报告后表示:证券市场有上海和深圳,而农村乡镇企业的股票流通市场要看淄博……”王道云说。
据王介绍,淄博的柜台交易市场是在管理层官员、专家、学者的扶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1993年初,当时的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在淄博系统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股票流通是个问题,否则作用不大”。中国证监会的负责人也签阅了文件。
“国家体改委当时的主管官员鼓励我们,先在本市试验,逐步扩大。”王道云说。
1993年2月,国家体改委主要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报告后,表示:希望淄博建立统一的区域性证券市场,并进行大胆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向全省、全国辐射,为全国场外柜台交易市场的建立提出新思路。
尽管行或不行并没有确定,试验的步伐却在一步步迈出。1993年初淄博市有关部门就给了淄博系统一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名份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从最原始的黑板写价格的原始手段开始,一步步走到了电子交易。淄博系统于1993年8月18日开始试运行,并于当年的9月18日正式开业。受淄博系统的影响,随后国内其他城市济南、淄博、青岛、武汉、鞍山、沈阳、天津的柜台市场也都迅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
但这种柜台交易市场的合法地位,始终没有明确说法。
“所有的地方柜台交易市场都没有经过高层明文批准,但这也是中国的特色,譬如深沪两市未被批准,再如STAQ系统在中国证监会成立前就出现了。”首都经贸大学刘纪鹏教授说。刘纪鹏是中国另一个重要的柜台交易市场STAQ系统的创始人之一。
到被关闭前,淄博系统已经有56家企业挂牌交易,还有9家外省企业。”
死于一刀切
“出身模糊体现了权证市场问题的一面,而痛快地死于一刀切则显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上的另一些失误。”青岛一位“黑股民”感概地说。
1996年到1997年11月份,各地地方政府盲目攀比,建立地方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无序的状态。至1997年1月份,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就有100多个地方股票交易市场。
“这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年参与决策的一位证监会官员这样解释。
无序的发展,使正在进行探索的规范柜台交易市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1997年11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关闭非法股票交易市场,1998年中国证监会也为此下发了10号文,淄博系统于1999年9月9日关闭,随后STAQ、NET系统也相继关闭,清理非法股票交易市场的工作基本完成。
一声令下并不难,但被关闭后,几十万投资者手中权证流通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麻烦。淄博系统的注册股民达50万。曾经得到淄博系统扶持的企业达50多家。关闭后,失去了监管者,企业运作就开始不规范;失去了融资的渠道,上不了新项目,业绩也开始走下坡路。当时的社会股东投资于地方企业,监督和参与管理非常方便。在深沪市场交易的公司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能有多少投资者不远万里去参加股东大会?更别说社会监督了。王道云说:“这种由于地域性而自然形成的‘全民监督、全民参与’,是地方市场的最大可取之处。至今我仍这样认为。”
“这种先于法规出现的东西,特别是一些还在逐渐规范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全部归纳为违规。”刘纪鹏教授对这段历史如此评价。
然而想法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交易市场关闭4年了,像沈东一样股民,身份也由积极参与的试验者变成了“黑股民”。
难以解决问题的四个方案
“全国类似市场关闭后的处理方法,管理层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独立上市、被上市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回购注销股份、等待分红。”青岛市体改委副主任李西琨说。
曾经有人统计过,全国类似柜台交易市场被关闭后,有574只权证被停止流通。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查证,从1999年市场关闭到现在,权证企业独立上市至今就没出现过。而被上市公司吸收合并目前看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手段,但也出现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情况。
近期崩盘的正虹饲料(000702)——5月14日,20多元的股价在12个交易日后仅剩9元。一个主要原因是,正虹饲料曾经合并过一家在武汉柜台交易的企业湖南城陵矶,开始崩盘的5月15日正好是被合并权证可以流通的日子。“这种解决方式有可能给上市公司股价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4年间,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权证公司仅20余家,以这种速度解决,最少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青岛黑股民张先生算了这样一笔账。
“被回购绝对是投资者最不想看到的事情。马应龙回购后,再未听说有公司对权证进行强行回购。”张接着说。
2002年1月,武汉“马应龙药业”开始对社会投资者进行了强制性回购注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回购价格为5元,没得选择;错过时机,还会被用更低的价格 4.25元强行回购。曾经为马应龙成长付出贡献的投资者,当然不想在马应龙开始走向成熟时,以如此低的价格放弃股权。虽然投资者强烈反对,并出现许多有上访者,但马应龙还是被强行回购后注销了。
最后一招,等待分红就等于维持原状,而现在大多数权证企业只能以这种被动的方式僵持着。
2001年6月2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推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曾经让“黑股民”们看到了曙光,以为能解决法人股问题,就能解决同样的历史遗留的权证问题。但该系统旨在解决STAQ和NET系统关闭后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像武汉、青岛、淄博等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创柜台交易市场不在其列。因此,运行了近两年的时间,地方权证企业仍没有一家登陆该系统。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实就是,目前权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不太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使这部分数量众多的投资者只能继续自己没有人管的‘黑’身份,而‘黑股民’急于变现的心理也催生了非法地下交易。”张说。
滋生黑市
大道不畅小道必昌。
长春税务学院的法学院党委书记刘国庆曾经和原中国银河证券长春营业部的王耀辉一起对长春市和通化市的地下股票交易黑市进行了调查。
“2002年8~9月份,我们做了调查。那里的黑市一直那样,存在多年了,几乎是公开的了。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北方权证交易市场迅速发展而后又没有退路。”刘国庆说。
在中国更为出名的是四川成都的地下股票交易,甚至在互联网上还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网络报价”,有相当数量的中间商存在。
“投资这种企业股票,风险大但利润也很可观,”有近十年交易中间商经验的成都人曹举(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成都卷烟厂的下属企业维格尔,春节前的价格才不到0.7元,但3个月后价格已经上涨到1.5元了。”
从曹举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成都地下股票交易市场的繁荣。实际上,成都一直以并不合法的红庙子股票地下交易市场闻名全国。
“我更担心的是在一种地下的交易状态,会在历史已经形成的遗留问题上出现新的问题。地下市场信息不对称,在传闻的影响下一只权证的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比较多,很容易形成新的市场风险。原来淄博挂牌的企业田家实业曾经传闻要被上市公司清华紫光(000938)吸收合并,价格一度达到15元,可现在,才2元左右。”长期跟踪柜台交易的山东大汉陈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牵扯很多投资者的利益,很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青岛大约有6万名这样的投资者,所以青岛市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是非常谨慎。”青岛证券指导办公室的王树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希望国家能出台政策,来指引解决权证的历史遗留问题,全国有很多城市有我们相同的苦衷。”
王道云则表示,权证市场的历史遗留难题,一直僵持着,让投资者来承担这后果显然是不公平的。 (记者/马韬)